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论北岛早期诗歌的人的意识
作者：游宇明
关键词：北岛 人的意识 特定时代 艺术影响 地位
中国新诗对人的发现有两次高潮，一是以《女神》为代表的“五四”诗歌，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其中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处于地下状态）①，它们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诗人的具体心态也各各有别，大致精神却一脉相承：张扬理性，看重人的价值，呼唤人的权利和尊严。
在滚滚滔滔的朦胧诗潮中，有一位诗人“人”的意识格外强烈，艺术革新力度非常强劲，争议也最大，然而，他的一些诗歌却穿越几十年的云烟，以咄咄逼人的思想光辉照亮着我们不免有些迟钝的眼睛，使我们为他当年思想与艺术的先觉深深震撼，这个诗人就是北岛（赵振开）。
北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出版了《陌生的海滩》《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上的风景线》《开锁》等诗集，其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从一九九九年起，北岛开始重新在国内各大人文社科类刊物发表文章。北岛前后期作品在思想内蕴、艺术风格上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对人的关切却始终如一。
人是大自然最精妙的存在，有了人，宇宙才有灵性，世界才有丰富，而幸福、快乐、自由、尊严又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北岛诗歌中有三个主题非常鲜明：一、人生是一种长久忧患的过程；二、生命应该具有怀疑意识、批判精神；三、人的自由、尊严至高无上。
在《一切》中北岛这样写道：“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诗人对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生动的概括。这种人生不确定性在北岛的诗中随处可见：在《船票》里，他虽然把大海当成人生追求的象征，诗中反复强调的却是“他没有船票”；《无题》中，诗人开始似乎是用豁达的口气开导爱侣：“把手伸给我／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不再打扰你／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苦难也不是忘记／记住我的话吧／一切都不会过去……落叶也会说话”，结尾却这样落笔：“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人生的不确定感正是生命忧患的产物。
北岛觉得人生是一种忧患的过程，还表现在他描述一个人与环境、他者的对峙时，人最后往往沦为失败者。《履历》如此写：“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转了向”；在《回声》中，峡谷是一种“不能单独放开棺木／与死亡媾和”的存在，你“走不出这峡谷”，“回声找到你和人们之间心理上的联系：幸存下去，幸存到明天／而连接明天的一线阳光，来自／隐藏在你胸中的钻石／罪恶的钻石”；《在黎明的铜镜中》，北岛首先表现了拥有这面铜镜的幸福：“在黎明的铜镜中／呈现的是黎明／水手从绝望的耐心里／体验到石头的幸福／天空的幸福／珍藏着一颗小小沙砾的／蚌壳的幸福”②，结尾却非常伤感：“在黎明的铜镜中／呈现的是黎明／屋顶上的帆没有升起／木纹展开了大海的形态／我们隔着桌子相望／而最终要失去／我们之间这唯一的黎明”。《触电》暗示了社会环境的无比冷酷：“我曾与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在这里，“无形的人”显然不是指自然人，而是暗喻抒情主人公所处的物质与精神情境。《无题》更是直接写出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北岛诗歌的另一特点是深刻的怀疑意识和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怀疑一些人习见的信仰：“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来自热带的太阳鸟／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而背后的森林之火／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红帆船》）；“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明天，不》）。“春天”、“明天”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历来是希望、信仰、幸福等的象征，与那些使人高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在北岛看来，枫叶写满的是春天的谎言，一个人期待明天等于“罪人”。北岛也怀疑某些人刻意的伪善：“我早已被铸造，冰冷的铸铁内／保持着冲动，呼唤／雷声，呼唤从暴风雨中归来的祖先／而千万个幽灵从地下／长出一棵孤独的大树／为我们蔽荫，让我们尝到苦果／就在这出发之时”。
最能体现北岛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带有思想纲领性质的，是他写于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的代表作《回答》。诗不长，全文抄录如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诗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否定是全方位的。“文革”的天空虽然“镀金”，所有的政治口号都冠冕堂皇，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黑暗性质，当一个社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价值观的颠倒、社会的混乱就不言而喻了。诗人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示怀疑、感到迷惑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诗不要说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放在中国整个新诗的星空中也是熠熠发光的。
北岛的诗歌特别可贵的一点是，当芸芸众生尚未从疯狂的造神运动中完全清醒过来，心甘情愿地做主流政治观念的“螺丝钉”，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它承继“五四”新诗的传统，在中国当代诗歌（特指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诗歌）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呼唤人的自由和尊严。此类诗歌数量不多，思想价值却无可估量。在《结局或开始》③中，北岛借遇罗克之口写自己的人权观：“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在《宣告》④里，他这样写遇罗克：“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追求“普普通通的愿望”，“只想做一个人”的遇罗克居然要以生命作为代价，“文革”的荒唐和反人性可想而知。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强烈渴望，对美好未来的执著憧憬。
一个诗人形成怎样的写作特质，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选择的结果，实际有着各种原因。北岛的诗歌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浓烈的对人的关注，与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阅历、所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北岛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造反派的身份曾经使这批小青年头脑发热过一段时间，然而，随着运动的非理性推进，社会秩序的日益混乱，他们目睹了劣质的政治模式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正常要求的践踏，感悟到个人在社会的急风骤雨中的无奈……一些有头脑的红卫兵开始思考这场运动的社会心理后果，反思它的功过是非，思索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北岛早期的诗歌，本质上其实就是对“文革”教训的形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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