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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写实主义的回归

作者:王秀芹




  对于女打工者来说,与她们直接相对的是城市女人,更确切的说是知识女性。张抗抗的《芝麻》中,甜甜妈丹妮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女人。芝麻对她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她羡慕也钦佩甜甜妈的生活,但一方面她也在内心不能接受她。如果说这属于乡下人对城市人的正常看法的话,在《活下去》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城市女性在钱小红的眼中是虚伪可笑的。第一个出现的朱大常的女友,一开始就打翻了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对钱小红这个假想中的情敌蛮横无理甚至辱骂,以“证明她是良家妇女,表现她的无辜与纯洁”。当钱小红调到“百分之九十是女医生”的妇幼医院工作后,看似文明有教养的她们和她们工作的医院,更是丑陋不堪。对城市女性的否定,实际也就是对城市和文明的反拨,生活在底层的人往往比城市上端的人对他们自身看得更清。这种反拨,我们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也同样可见,这源于他们共同对“底层人”的身份的认定。但盛可以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情绪若走向极端,将会滋生出“反智主义”的劣端。
  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给予了否定,他笔下的湘西农村是他精神的家园和归宿。而对于盛可以和钱小红、郭芝麻呢?他们早已背弃了乡村,又不能融入到城市文明中,于是,他们成了现代社会中一群新的“零余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们无家可归了,只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艰难地喘息着。
  其实,走进城市的打工者都或多或少的继续带着这样那样的乡村陋性,自私、褊狭、虚荣、投巧……这在《活下去》中的张为美、《芝麻》中的凤、《傻女香香》中的香香、《泥鳅》中的王玉城等人身上都有很好的反映。有同情,有批判,这同样是人道主义情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四”时期的鲁迅在面对农村国民性时,早将作家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盛可以对打工者自身的批判力度与她在对社会、对乡村的批判上相比弱了很多。
  
  三
  
  凯特·米利特在她著名的《性政治》一书中,充分肯定了小说家让·热内的某些观念,她用这样一段分析作为她开篇第一章的结尾:
  
  热内告诫我们,性是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除非我们消灭了我们压迫制度中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们深入性政治的核心,并弄清楚权力和暴力的病态谵妄的根源,否则,我们争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原先的焦虑之中。
  
  这也是她写作此书的目的。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回到《活下去》这篇小说,我们发现,对于那些下层的女性来说,不论是金钱还是权力,都不如性对她们的迫害来得狠,来得沉重。性是最险恶的囚笼,“它将其他所有的囚笼都纳于其中了”。在盛可以为我们展示的这一幅现实的社会等级图景中,钱小红们的每一步前进或挣扎都与男权社会下有关金钱、政治和性紧密相关。钱小红和李思江获准进入城市的那张“宝贵”的暂住证是李思江用她的处女膜换来的。她们的第一份较正式的工作是在发廊,这是城市中性交易的重要场所。试想,面对温柔青春的女服务员,出出进进的男性顾客有哪一个是真正的来洗头推拿呢?发廊按摩间里弥漫的“精子的味道”早就说明了一切。
  城市带给打工者不同于乡村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但是,当这些女性不再说“我的身体是你的,我是你的人”之类的蠢话时,这种“自由”又成了交易的商品。在《活下去》中有三种人:其一是卖淫女,她们的目的是挣钱;其二是工厂的“平胸”拉长一流,她们通过性交易换取晋升的机会;其三就是用自己来换取长久的婚姻和稳定的生活。阿杏、大辫子、潘安的新婚妻子,她们谁不是抱着这个目的在为之奋斗呢?于是,这就给了男性在这方面掌控的更大的权力和机会。女人与商品,性爱与买卖,在众多“北妹”的经历中完美结合。
  盛可以有意将主人公钱小红塑造成拥有巨大诱人乳房的女人,她的命运也与她的乳房紧密相关。乳房是女人的第二性征,钱小红的乳房象征的是她自由的身体欲望。马策将《活下去》看作是关于“身体的自由秩序”的女性主义文本,这是很有见地的。这个自由不是前面的出卖的“自由”,它是超越金钱和性政治的自由。所以,钱小红可以随心所欲地和投缘的男人睡觉,性爱如同吃饭一样自然但又不可缺少。她迷人的躯体使得她在每时每刻都能引起各种男人的欲望,有她的老板,她的同事,甚至警察。她是男人意淫的对象,她可以像“平胸”一样和老板发生关系,但她决不出卖身体的自由。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海上明珠夜总会”那次,钱小红不惮嫖客的淫威,决不“卖”自己,到最后差点被强奸时,一向泼辣的她居然苦苦跪求。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性方面开放主动的女人心中,有着这样一个身体的标准,而且决不容许被任何外力所打破。
  李思江是盛可以塑造的另一个与钱小红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来S城之前,她“纯净得像深山里的矿泉水”,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处女膜,又相继与两个男人同居的她,也没有丢掉自己的单纯和被动。然而,就是她的被动,她的软弱,她在S城里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用身体换来暂住证,她在发廊从事变相的性交易,后者连钱小红都是鄙夷不屑的。后来,她柔顺地将自己的未来连同身体交与了男人和婚姻,而后二者无情地抛弃了她,她就什么都没有了,连生育权都被剥夺了,她从里到外被城市,被整个男权文化彻底地阉割了。
  钱小红和李思江象征了弱势女性在男权制下两种不同的选择。李思江是传统的妥协与顺从,但最后她失去了一切。钱小红是盛可以的创造,她对身体自由的向往无疑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和性政治的对抗。她巨大的乳房如同她的欲望一样咄咄逼人,性关系中她成为了主动的一方。她不忠实于任何男人,只忠实于自己的欲望。钱小红首先在性关系中把自己与女性的被动和弱势拉开了距离,并放在与男性对等的地位,并且剥离了钱权的交易色彩。男人们如廖正虎一般尽管对她的想法有赞赏,但“仍觉得挺别扭,这给他带来某种思想冲击”,这的确是一次对男性的崭新的冲击。连同钱小红的脏话一起,都意图打破男权制下性的规范,因为从来“脏话只有男人才说。它是男人的语言。就像和加勒比人在一起的那些男人所说的话一样,脏话已成了性的第二标志。它就像雄鸟身上美丽的羽毛,就像部落中的武士才有权穿的五颜六色的丝袍。它是鸡冠和靴刺”
  在钱小红硕大的乳房面前,男性的优势地位颠覆了。钱小红用她自由的欲望和身体消解男性的神话,她的目标是让女人成为男人的“另一条命根子”。盛可以思考的是通过这种颠覆破坏男权的社会制,构造起一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秩序,并取消附在性上的金钱和权力,而绝非建立起新一轮的男女对抗。卢宾说过,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应是消灭男人,而应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所以,盛可以远离了时下流行的自叙传、私小说和自恋情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具有自传性或准自传性的女性‘私小说’形态,都是在以男性为对手,以男人为对立面的情形下出现的”。在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水乳》中,盛可以再一次更全面地探讨了男女关系以及婚姻的问题,“水乳”的名字是不是也象征着她所希望的男女间的婚姻情爱如“水乳”般平等交融呢?
  盛可以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深深地明白,钱小红以自己的身体欲望对抗庞大的男权文化,必然也是失败的结局。正如马策所说,《活下去》宣告身体批判的时代的到来,是对“自由的质疑”。自由是突破强权的利器和目标,但过度的放纵,会产生同样的恶果。这还是一个社会规范的问题。乳房是她的性别也是欲望,两样东西最终拖垮了钱小红,我认为这仍有制度的推动。小说末尾,盛可以运用了她所熟谙的荒诞变形手法,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现代女性版的“变形记”,从而带来一种更强烈的身体的批判和社会的批判。
  孟悦谈到:“女性主义应该是人道主义往前走的一个结果,是从‘人’之中发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性别的差异和权力关系。”(11)而底层女性,正应该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女性主义的重要关注面。女作家对她们的描写,跳出了“私小说”和自传的局狭,从第一人称的自我迷恋转到对众多的“他者”、“弱者”(第三人称)的关注,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另一种人道主义情怀,这也是女作家从“小我”到“大我”的突破,但又绝不是对八十年代女作家作品的简单回归。盛可以凭借《活下去》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写作完全可以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秀芹,教育硕士,山东泰山学院远程教育学院副教授。
  
  ①载《钟山》2003年增刊秋冬卷,后改名为《北妹》,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李修文:《盛可以在她的时代里》,《南方文坛》,2003年第5期,第33页。
  ③⑧朱易安、柏桦:《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④⑤?眼美?演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⑥⑩马策身体批判的时代——评盛可以长篇小说《活下去》,《钟山》,2003年增刊秋冬卷,第110-112页。
  ⑦让·热内:《圣百合花》,转引自?眼美?演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⑨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1) 孟悦、薛毅:《女性主义与“方法”》,载《天涯》,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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