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女性悲秋情结
作者：曹春茹
古代帝王拥有三宫六院是一夫多妻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随心所欲地大量占有女性就是这种权威的一种表现。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子嗣众多，便于挑选优秀的皇位继承者，其实更是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私欲。
白居易所云“后宫佳丽三千人”⑩并非夸张之词。《周礼·昏仪》载：“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治。”《墨子·辞过篇》云：“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汉武故事》载：“元朔中……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新唐书·宦者列传》云：“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大量年轻美貌的女子被“选”入深宫，服侍君王，成为君王合法的妻、妾或泄欲的对象，但实际上能接近君王、得到宠幸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坐待红颜老去，一生难与君王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是没有被弃的弃妇。
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描写了一个十六岁入宫、到六十岁还未见到玄宗的老宫女的悲惨命运：“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秋夜里恼人的凄风冷雨吹打在窗上，也敲击着女主人公寂寞凄苦的心扉，使她彻夜不寐。而这难眠的秋夜又是如此漫长，无情地延续着她的痛苦。凄凉景象与形影相吊的宫女的怨情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浓郁的悲剧氛围，展示了宫人制度的罪恶。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11)李白以芙蓉花来比喻后宫以色事君女子的得宠之美，以断根草比喻女子人老珠黄失宠之惨，鲜明的对比更加验证了妃嫔、宫女的不幸。谢脁《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王昌龄《长信秋词》（金井梧桐秋叶黄）、王维《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等诗也反映了妃嫔、宫女的悲秋情结，展示了其不幸命运。她们充满哀怨与期望，无奈只得以缝衣、抚琴、望月、听宫漏、捉流萤来打发漫漫秋夜，容颜以至生命就在这百无聊赖中渐渐消逝。
另外，古代帝王为将生前的淫逸享乐带到身后，往往强迫大批妃嫔、宫女为其殉葬。这种压抑、遏制甚至残害人性的罪恶制度，使得这些所谓的美女、贵人的命运，较民间女子更为悲惨。
由此可见：暂时或永久失去情爱的思妇、弃妇、妃嫔、宫女们的相思、牵挂、担忧、悲愁以至怨恨，无不因秋景的催化而更加凄怆感人。这些诗歌中浓重的女性悲秋情结也进一步验证了阶级社会中妇女的附属角色和不幸命运。
三
虽然这些诗歌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但绝大多数作者为男性，而且，这些诗歌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种现象中包含着较为深刻的文化含蕴，体现了一种沉重的诗意。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社会现实使得古代女子不能普遍地接受文化教育，不能用文字很好地表达内心情思。古代文人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为其代言，抒写其痛苦的情感经历，在艺术形式中表达了代言人与被代言人内心的沉重感受。
代言之事古而有之。《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有详载：“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司马相如为文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古代文人以其妙笔为不幸女子代言，且历代不绝，文人的一片赤肠、女性所受冷遇尽在其中。
由于儒家礼教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女子与外界的接触极少，因此，思妇、弃妇、妃嫔、宫女们的真实情感鲜为人知，所以，男性文人不可能尽为女子“代言”，而是更多地通过塑造这些女子的形象、抒写她们的愁绪，在重含蓄、委婉的中国诗学抒情传统下以隐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因事业受挫、仕途坎坷而引发的内心沉重感受。多情的文人们在封建社会里大多郁郁不得志，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也恰恰象征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因此，许多男作家都借思妇、弃妇、失宠的妃嫔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所写诗句中自然融含着失欢妇女、失志臣下的双重怨情。
现实社会中，“由于实践理性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就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泻表达出来。”为了延续自身的理想，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男性文人在抒写内心之情时，“……每藉外境来渲染，以免迳情直言。”作为传达情感的艺术方式，隐喻是其中主要的、成功的一种。
隐喻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是文化的反映。这种思维方式可以通过象征、意象、典故、抒情等各种文学手段投射到文本中。“得宠”、“失宠”是古代文人和女子共同的遭遇，于是，文人们在“香草美人”的诠释传统下，借妇女思念丈夫、妃嫔渴望得宠来隐喻自身希望被认可的情怀，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女性悲秋诗，在此过程中拓展了个人的心理空间、泄导了个人的焦虑，如王维的《班婕妤》（二首）：
“玉窗萤影度，金殿人声绝。秋夜守罗帏，孤灯耿不灭。”
“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那堪闻凤吹，门外度金舆。”
王维少有才名，又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不到二十岁进士擢第，调太乐丞。然好景不常，不到三十岁即遭贬谪。他性格较软弱，政治上不如意时，不能愤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而采取了委婉的方式排遣意绪。于是，他借汉代班婕妤故事来比喻现实，宫中的荒芜不堪、失宠宫嫔的悲秋情怀，和他失恩、失落的处境自然契合。
与王维相比，白居易表达此类情感的方式更加直接。他一直对女性同情有加，曾有诗句：“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却没忘补一句：“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12)并在《琵琶行并序》中把这种感受具体化、明朗化：“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借描写秋夜遇到的一个琵琶女，并结合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表达了抑郁苦闷的情怀。且作者巧妙地让琵琶女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萧条秋景中出场并娓娓倾诉不幸遭遇，情景相契，更加感人。
被贬江州，志怀高远的白居易其政治理想几乎破灭，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正是琵琶女所奏“京都声”引发了诗人关于“京都事”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京都”、“漂沦憔悴”、“转徙”等带有暗示或背景意味的语句的激发下，使“琵琶女／贾人”与“江州司马／君王”之间构成了隐喻。宋人洪迈认为秋夜遇琵琶女之事未必可信，可能是作者虚构借以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从隐喻的角度思考也有一定的道理。“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种相提并论、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隐喻的文化功能。“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作者哭琵琶女，也是在哭自己。
可以说，古诗中的女性悲秋情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的折射。通过建构隐喻结构，古代文人完成了女性悲秋→自身的失落→“入世”“传世”“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苦旅。
“人之所以能伤情、诉情、融情于历史的兴亡和自然的春秋，在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中国古代以农耕生活为主，这就使人们对季节的变化极为关注；而文人往往更加敏感和多情，因此形成了古代诗人以秋为悲、以悲为美的情感定势和诗学风格。由于伦理纲常的重压，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悲秋情结更为浓重。在为其代言、隐喻自身的过程中，古代知识分子找到了暂时的出发点和避难所。“秋与人生、历史的同一，使古代文人坎坷不遇的命运与自然、历史、社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女性悲秋的诗篇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蕴。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曹春茹（１９７４－ ），吉林省德惠市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①[唐]贺知章《回乡偶书》。
②汉乐府《十五从军征》。
③[唐]李益《江南曲》。
④《诗经·君子于役》。
⑤[唐]李白《子夜吴歌·秋歌》。
⑥[晋]傅玄《苦相篇》。
⑦[晋]傅玄《明月篇》。
⑧《王风·中谷有蓷》。
⑨见《艺文类聚》。
⑩[唐]白居易《长恨歌》。
(11)[唐]李白《妾薄命》。
(12)[唐]白居易《太行路》，诗下注：“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
参考文献：
[１][保]瓦西列夫．情爱论[Ｍ]．赵永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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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周筱舏．古代女性的终极命运[Ｊ]．书屋，２０００，（４）．
[４][清]王夫之《㧟斋诗话》[Ｍ]．
[５][清]沈德潜《说诗晬语》[Ｍ]．
[６][法]郁白．悲秋：古诗论情[Ｍ]．叶萧，全志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Ｍ]．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张婧，陈坤．中国文人的悲秋情结[Ｎ]．吉林日报，２００５－９－２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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