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南朝文坛诗风变化的理性思考
作者：樊 荣
关键词：雅俗合流 南朝 审美情趣 更新
自刘宋以来，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出身寒门的新贵族集团逐步形成及其取门阀世族而代之的趋势，是了解整个南朝时期意识形态变化的一大关键，同时，也是探究当时审美情趣之更新的一大枢纽。审美情趣雅俗合流的新变现象是当时士庶审美情趣雅俗之间双向发展时代艺术新变的产物，同时也体现出了南朝士庶阶层对文质、雅俗兼重的审美追求。
在文学演变的历史中，晋末宋初是其重要转折点之一。它不仅上承汉魏风骨，而且由于寒门素族的掌权，社会审美情趣的更新，使文学艺术从此才真正走上了独立自觉的道路。据《文心雕龙·明诗篇》记载，士族文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文学风范和齐代永明时王融、谢脁、周禺页等人所倡导的“四声八病”之说，一度使梁齐之际的有些诗人望而却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监初年裴子野倡导的复古派才有了回光返照的市场。随着梁政权的日趋巩固，统治阶级对人文的大力提倡和吴声西曲在上层社会影响的加大，士族文人由雅趋俗和寒庶文人附庸风雅形成了双向发展的态势。
一、 士族文人追求清丽、清艳风范与寒庶文人追求清拔文风的合流
建安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曾经把“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当作作文的禀赋之一而大加提倡。他认为才性之昏明、为文之高下与“气之清浊”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曹丕之作，即属“洋洋清绮”之列。自此以后，“清”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进入文苑并与“魏晋风流”同步，在诗国和日常生活中也多有表现。在《世说新语》中，满奋、闾丘中、刘漠、杨髦等人均以清平有识而被大加褒扬；王弼、裴危页、王济、乐令、郭象等人以清词遒旨而被时人视为圭臬；即使是正始余风，嵇康、阮籍的清峻、轻澹文风也为时人所推重。
在文学论著中，清遐、清绮、清新、清畅、清要、清澹、清敏、清英、清采、清远等风格被津津乐道、“清”已成为中古士人追求的仪容风范。南齐时期，谢脁的山水诗歌集清新、清丽和清旷于一体，描绘了美丽的江南水乡。梁陈之际，《诗品》评价范云之诗“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沈约之诗“长于清怨”，“见重闾里，诵咏成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六） 赞美何逊之作“清机自引，天怀独流，壮景必幽，吐情能尽”，具有“含清浊，中古今”之才。《南史》卷二十三中记载曾经在大同末年随萧衍登上北顾楼赋诗的王劢，也曾因“辞义清典”，而被萧衍深加赞许。《陈书》卷八中记载的陈代曲江著姓侯安都“为五言诗颇清靡”，可以被看作诗歌风格转变的一个代表。
从上引梁陈之际诸宫体诗人“清便”、“清怨”、“清机”、“清典”以及“清靡”之创作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原因，士族文人的审美观念也在由雅向俗进行着微妙的潜移默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吴声歌、西曲歌也随着寒庶阶层的兴起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在诗风上显示出清拔、险拔、新拔、秀拔、警秀等不同的独秀特色。到了梁代，萧纲所提倡的创作“放荡”说极大地鼓励了那些在文学大门前观望徘徊、裹足不前的寒庶之士，使他们积极投身其中，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典雅庄重、含蓄独拔的风格，以适应当时文坛发展的大势。
据《南史》卷七十二记载，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纪少瑜之作“才藻新拔”；在《南史》卷六十九中，陈代诗人虞荔“善属文”，且“典裁清拔”。梁陈之际的这些创作风格，在以前的朝代里是非常罕见的，并且在创作诗歌时，他们对西晋左思的梗概多气、宋齐时卞彬的“险拔”和鲍照的“险俗”文风，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革。这些，一方面说明了寒庶诗人在创作时避俗求雅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因为寒庶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的客观环境才允许他们参与文学竞争并展示自己的才华。
二、士族文人追求“流转圆美”和寒庶文人追求“言尚易了”语言风格的合流
《梁书》卷四十九《庾肩吾传》曰：“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士族文人以其比较优越的家传、早慧的禀赋和别出心裁的艺术形式自齐代起就一直是寒庶文人在创作上学习的对象。士族文人为了保持他们在文坛上的优势地位，齐永明年中“独得胸襟，穷其妙旨”的声律论应运而生。这种“宫羽相变，低昂桀节；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形式追求，客观上为后来的近体诗问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当时对那些没有才能、学识而又想作诗的寒庶之人而言，无异于为他们设置了很多限制条件。因此，在当时即遇到了陆厥的质疑。于是，“禺页、约以降，竟、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徒竞文华，空事拘检，灵感沈秘，雕弊实繁”①，甚至直到唐李德裕时代还对之耿耿于怀：“江南惟以五言为妙，故休文长于音韵，而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不亦诬人甚矣！”②
齐末梁初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对此有着冷静审慎的判断，他在《文心雕龙》中既主张“吹律胸臆，周钟唇吻”，然而更主张“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反对“繁彩寡情，味之必厌”的矫揉造作文风。梁初诗歌评论家钟嵘在《诗品》中，也对当时“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诗风甚为不满，而主张“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的自然文风。在音律问题上，即使是爱诗如梁武帝萧衍者，也对沈约“独得胸襟”之论不感兴趣。由此可见，萧衍确实是对王融、谢脁诸士族文人的良苦用心不以为然才避而远之的。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声律说之说明》中对此有着颇为精当的评论：“考其原因，盖江左人士，喜言双声，衣冠之族，多解音律。故永明之际，周、沈之论，文章皆用宫商，又以此秘为古人所共睹也。”音律论在当时为衣冠士族文人有意为之，并不失为是使寒庶文人对文坛望而却步的有效武器。
自音韵之论兴起，一方面，雕绘者益而纤巧，绮丽者益而轻艳的风气愈煽愈炽，形成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③之势，另一方面，一些高瞻远瞩的文论家从中看到了其进步性以及它客观上对文坛的推动作用，并对它“声转於吻，玲玲如振玉，辞靡於耳，累累如贯珠矣”④的优美语言形式给以极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刘勰确实又显出了具有比钟嵘高出一筹的预见力。据《南史》卷二十二 《王筠传》记载：“筠又尝为诗呈约，约即报书叹咏，以为后进擅美。筠又能用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靡。约尝启上，言晚来名家无出先者。又於御筵谓王志曰：‘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谢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所谓“圆美流转”当不仅指声律谐畅婉转，而且指全诗风格流美，无生硬堆垛、板滞懦缓之病。因而《诗筏》曰：“玄晖能以圆美之态，流转之气，运其奇峻幽秀之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庾义阳（肩吾）诗如车子喉转不乏，幽咽之音而调叶声谐，自然流畅”；范云之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何逊之诗“情词宛转，浅语俱深”。张玉谷《古诗赏析》也评刘孝绰之《东飞伯劳歌》如“珠丸出弹，比得绝奇”。同样，假如像任昉那样在创作上“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⑤，在当时就会遭到“才尽”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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