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悬浮在都市上空微弱的呼声

作者:韩 彬




  摘 要: 都市诗歌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本文主要以《现代》杂志为基点透视了都市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崛起和发展。都市诗以其题材的独特性和形式的新颖性,开辟了中国新诗审美经验的新视域,确立了其在新诗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审美价值的薄弱和生命力的衰微。
  关键词:《现代》 现代化 都市诗
  
  一提起诗歌,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田园美景,世外桃源的隐逸生活,而喧嚣的都市生活好像生来就与诗歌无缘。中国自古都市文学就是遭到贬抑的。“五四”后都市小说有所发展,但是吟咏都市的诗歌仍是寥若晨星。施蛰存在《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又关于本刊的诗》中提出“《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嗓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这原本是施蛰存为整个《现代》诗作出的界定,但只有以其论述都市诗才真正显得名副其实,它恰如一则都市诗的宣言书,照亮了《现代》中都市诗的创作,也为中国现代诗的新的实验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自第四卷都市诗开始浮出水面,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无奈《现代》自第六卷第一期改弦更张,使这种极有价值的探索被中断,仅在诗坛上留下了微弱的声音和叹惋。
  柯可早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都市诗的存在,在《论中国新诗的途径》中他就提到 “新的机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都明摆在我们的眼前,而这些新东西的共同特点便在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感觉。于是感觉便趋于兴奋与麻痹两极端,而心理上便有了一种变态作用。这种情形在常人只能没入其中,在诗人便可以自己吟味而把它表现出来,并且使别的有同经历的人能从此唤起同样的感觉而得到忽一松弛的快乐”。 “废弃旧有的词面,代替上从来未见过的新奇字眼,用急促的节拍来表示都市的狂乱不安,用纤微难以捉摸的联系(外形上便是奇特用法的形容词和动词和组句式样)来表示都市中神经衰弱者的敏锐的感觉,而常人讳言或不觉的事情也无情的揭露出来,就更能显露都市中追求刺激的病态。”但是他的这些论述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得到论者的重视,直到近年来论者才将三十年代的都市诗重新发掘出土。事实上,施蛰存所论及的现代派诗中现代人的现代生活也只有到了都市诗中才真正变得名副其实。粗略统计,《现代》中的都市诗大约有三十首左右,但真正比较典型的不过十几首,在《现代》这个大家族中它犹如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缺乏营养的羸弱稚子, 虽然随着《现代》的停刊它过早地夭折,但其悬浮于都市上空的微弱的诗音却不绝于耳,它以其题材上的独特性和形式上的新颖性确立了其在现代诗歌中的独特价值。
  三十年代上海等几个大城市迅速畸形地膨胀起来,形成了半殖民地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面对迅速崛起的畸形都市文明,敏感的诗人再不能视而不见,加之施蛰存、徐迟等对美国桑德堡、林德赛等芝加哥都市诗的译介,使得中国的都市诗也终于登台亮相了。虽然其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却标志了新诗另一种发展的可能,它试图拓宽中国传统的审美经验,而使都市文化成为独立的与田园文化并立的审美对象。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个美好蓝图,其实现的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但毕竟这种尝试的勇气已属难能可贵。除了艾青、徐迟、李金发等寥寥几个诗人还出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像陈江帆、杨世冀、郁琪、吴汶、苏俗、老伍、棕植等大量的名字已如云烟般成为过往,如果不是翻阅这些老杂志,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诗坛上还有过这样一批人,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只能选择一些他们认为最需要的人事记载下来,而大量的人事则只能被时间所抛弃被历史所淘洗。然而正是他们曾在《现代》后几卷中活跃一时,为中国都市诗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或许是由于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都市是一种畸形膨胀式的发展,它留给中国人的永远是一种虚浮和不真实的感觉。不同于桑德堡等都市诗中充满了对现代都市和机械文明的礼赞,中国都市诗中更多展现的是机械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对人的异化、现代都市生活的浮夸糜烂以及都市人落寞的心态。如徐迟的《都会的满月》古典的诗情终抵不过机械文明的侵袭,在此没有了把酒问月的情调,也消逝了月圆人缺的悲叹。钟表不会有阴晴圆缺,它永远像一轮满月,传统吟月诗中作为主体的人在此只变成了“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机械文明异化了人类,也钝化了浪漫的诗情。陈江帆的《都会的版图》同样状写了都市机械文明向自然的延伸,代表着自然的大海对此只能报以“突然的呼喊”。表现浮靡的都市生活和展现都市的罪恶是三十年代都市诗的重阵。如前人《夜的舞会》以万花镜写出都市音色的绚烂,以大飞船描状了都市的迷狂和晕眩。整篇诗充斥着错综的感觉,纷呈的色彩,斑斓颓靡的舞场中悬浮着一个个浮躁寂寞而迷惘空虚的幽灵;吴汶《七月的疯狂》与其说是七月的疯狂不如说是都市的疯狂。状写了都市的变态、堕落、罪恶和糜烂。纱窗涨成了大贾的腹,年红爬过街头,衣角在昂奋地呐喊,接吻成了一种市场交易。“舞厅里,女人嗅味和着威士忌的醉意,仿佛尸体在舞动。”老伍《夏之夜》全裸的少妇正是都市的象征,它既充斥着罪恶又充满了魔惑。另外如陈江帆《海关钟》和《减价的不良症》、郁琪《谜》、苏俗《街头的女儿》、李心若《失业者》、莪伽《搏动》、杨世冀《车站旁的客栈》等则向我们展示了都市的破败、嘈杂与罪恶,都市对人的重压,都市中的下层人的疲倦挣扎与堕落。李金发《忆上海》可以说是都市诗中的精品。是一个真正了解都市的都市人的心音。它的开头恰如穆时英的小说,称上海是容纳着鬼魅与天使的都市。都市是让人既排斥又依恋的,人们既沉迷于歌厅舞场颓靡的生活,同时又会在酒意阑珊之后忏悔,真正的都市人对都市的生活总是爱恨交织,进退维谷的。
  都市在三十年代的都市诗人笔下,更多是一个病态的意象,且与肺结核有着不解之缘。如杨世冀《汉口》开篇便是“汉口有一天要说出它的荒唐话,向对面患着肺结核的武昌”。而莪伽《病监》和张瓴《肺结核患者》更被直接看作对都市病态的象征,对此很多论者已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尽管都市诗作为一种新的探索我们不应忽视它的存在,但我们亦不能因为长期冷落了它,而以超乎其自身价值的评价来作为对其的补偿。它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它之所以未占据诗坛的主流,除了与《现代》的停刊、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些外因有关之外,其自身审美价值的薄弱和生命力的衰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现代》中的都市诗既没有桑德堡、林德赛都市诗中对现代都市生命力的礼赞,同时也缺乏波德莱尔他们对都市深入骨髓的理解和感受。《现代》中的都市诗缺乏穿透力,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浮光掠影的都市直感的素描,缺乏对都市的一种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柯可在《论中国新诗的途径》中曾说:“不过,更加必然的却是这种诗的末流,就是由不得不表现而趋向故意做成的新奇。因为形式方面的新奇与诡怪间并无显明的区分,所以也就很容易摹仿起来而变成商业广告似的争奇。这种诗的出现,本来已是新都市文明的病态,但世间并不乏以病态美的人,因而装病捧心的人也就不在少数,于是这种诗的形式就往往不免于炫奇和作怪了。能在都市中得到这种新奇感觉的人已是少数,何况能把这种感觉表现成诗的人更是少数中之少数呢?”与穆时英的小说相比,都市诗确实更多给人的是一种展览和炫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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