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大气诗人的想象力
作者：刘高峰
关键词:《野草》 想象力 消解 高空 鲁迅 尼采
大气想象可以有许多模式,垂直运动是其中之一｡垂直运动又可分为向上和向下两种,向上的属于大气类型,向下的属于水的类型｡《野草》中以不同的篇章去表达属于大气类型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远离群众,在对现实进行消解的过程中,摆脱地深引力而走向高空,并在高空中呈现现实的幻影｡法国批评家巴什拉认为这种想象力在消解现实的同时,自己的形体仿佛也被消解,孤独的主体必然屹立在没有颜色的宇宙面前｡
钱理群教授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对鲁迅的想象力谈的最多的是对现实的拒绝,他说:“拒绝､抛弃一切‘已有’､‘将有’､‘天堂’､‘地狱’､‘黄金世界’､‘求乞’与‘布施’､‘希望’与‘绝望’､‘学问､道德､民意､公意､公义’等一切被垄断的话语､逻辑和经验……也就是说,对现有的语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作绝望的观照,给以一个整体性的怀疑､否定和拒绝｡”①并指出了拒绝现实后孤独的主体必然走向的是虚无｡关于这一点,他在《心灵的探寻》中对这种虚无发生在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身上也是必然的,他说:“一切对社会的弊病,人生的苦难与自我局限性有着最深刻､清醒的认识,看透了人生的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带有着某种虚无的色彩｡”②这种“虚无”和佛学的“空无”观密切相联系｡佛学认为诸法无常､诸行无我,世人对一切都不应该执著,也必须破除“有所执著”以释去自身的重压｡无论是钱教授说的“虚无”,还是佛学的“空无”,实际上均带有明显的消解性,摒除一切物质,这和耽于大气想象的诗人是很相似的｡
黎活仁教授在《野草的精神分析——兼谈鲁迅的象征技巧》一文中,也认为鲁迅是一位充满大气想象的诗人,并以《题辞》的“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为例论证鲁迅否定“地”的元素;以《复仇(其一) 》中的槐蚕为例论证鲁迅否定“水”的元素;以《死火》中的“死火”为例论证鲁迅否定“火”的元素,以《雪》中的“暖国的雨”为例论证鲁迅喜欢的是寒气③｡鲁迅既然喜欢寒气,就仍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的想象力和高空联系在一起｡
最能表现这种大气想象力的是《好的故事》,它发生在虚幻的梦境中｡在鲁迅那里,梦常常体现为现实的对立面,所以“美的人和美的事”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当他想“返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时,这时“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因此,诗人在消解现实之后,面对的必然是虚无的天空,于是就有了海市蜃楼式的幻影:“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④
天空的幻影不单出现在《好的故事》之中,还出现在其他的篇章:在《雪》中,“朔方的雪”在失掉“水”性之后,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转而且升腾”;在《风筝》中,故乡的春天也是在严冬的天空中见到的;在《碣墓碑》中,“深渊”原是坠落的想象,但竟然“于天上看见深渊”｡
最特别的是《颓败线的颤动》,它是双重拒绝,老妇人由于“爱”她的女儿们而遭拒绝,女儿们由于老妇人的愤怒而被拒绝,双方都拒绝了对方,而老妇人在拒绝后走向了虚无｡林贤治说得好:“当她一旦发现自己被人利用以后,便走出深夜,也遗弃了背后的一切冷骂和毒笑｡”⑤于是就有了大气诗人的磅礴向上的空中运动:“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唯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⑥老妇人拒绝了“人间”的一切,回到了“非人间”｡这“沉默尽绝”的“无边的荒野”,正是消解现实后面对的高空｡
巴什拉在分析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时,认为尼采的大气想象有三个要素:沉默､寒气和高处｡我们就顺此思路,探讨一下鲁迅的大气想象力产生的根由､特色和实质｡
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全书共有四个部分,分三次出版,第一､第二部分出版于一八八三年,三､四部分以后才渐次出版,但也并非两次出齐｡《野草》主要受第一､第二部分影响｡第一､第二部分分别由各自独立的二十三､二十二篇散文诗构成,每篇又分为若干个小段,每段有长短不一的句子构成,形散神恋,错落有致,可断可合,与其狂放不羁的哲学灵感相得益彰｡它的结段大多指向高处,并以感叹号结句,使人感到一种震撼的力量,当然也有反问和陈述结句的,不过也让人感到气势逼人｡鲁迅的《野草》共收散文诗二十三篇,除《腊叶》《风筝》《雪》《秋夜》这几篇有很少几段构成之外,其余都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散文诗结构相似,段落句式变化不一,有意思的是许多篇什的结段和尼采的一样具有震撼的力量,结句也多指向高空｡
尼采喜欢沉默,“我为我自己希求着长久的清澄的沉默”⑦｡当他人来访时,不但喜欢让他人独坐,而且“我喜欢跑开,当然跑得紧,我离开了他”⑧｡这种沉默,具有排斥性和向上的精神,是一种大气想象的征兆｡鲁迅的沉默多是在矛盾的缠绕中显现出来的,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抗争｡这种沉默充满着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强力,常常令人感到迷惘和害怕,同样具有排斥性｡李长之这样说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喜欢‘群’｡”⑨甚至“处处有对群的恶感”⑩,“离开了那些无聊的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11]｡他的这种由孤独导致的沉默即使和他心心相印的许广平在一起也是同样,常常为了一件小事,独自一人半夜里跑出去喝许多酒,喝完酒又会跑到没有人的空地蹲着或睡觉｡
尼采鲁迅这种在沉默中具有的排斥性,会导致他们厌恶群众,以至远离群众｡尼采认为,群众就是“贱氓”,他这样描述群众:“生命是一派快乐之源泉;但贱氓所饮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12]不仅是“贱氓”,还有“苍蝇”､“毒蜘蛛”等这些不洁之物｡群众令尼采想起了不洁､肮脏和炎热,而高处令他想起了洁净､峻峭和清澄,因而,尼采在离开群众之后,选择了高处:“这里在最高迈的高处,快乐之源泉为我而进涌!这里生命之杯没有一个贱氓和我共饮｡”[13]
鲁迅在《复仇(其一)》中把群众比作“爬在墙壁上的槐蚕”,并说他们“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槐蚕”散出温热,使人讨厌,“偎倚,接吻,拥抱”令人想起拥挤､烦躁､不安｡这和尼采的厌恶群众确有相通之处的,但又有不同｡尼采厌恶群众,在高处呼唤着“超人”,期待着“超人”的出现来主宰世界｡而鲁迅不是,他的厌恶群众,是憎恶其麻木的劣根性,是“怒其不争”的体现,他期待国民从沉睡中惊醒,去推倒“高墙”,捣毁“黑屋子”,做现实的主宰者｡
尼采在高处呼唤除“超人”外再没有其他人,更不会有群众,而鲁迅在高空却时刻关注着现实的变化,时刻提醒着人们怎样为现实而斗争｡在“八·一三”惨案发生后,针对反动当局对徐谦等人的通缉,鲁迅写了《可惨和可笑》一文,指明了一个秘密:赶走他们[14]｡走即离开,这和《野草》中的消解现实是相通的｡他还在《“死地”》中告诫青年:“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一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15]在稍后的《空谈》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16]但是不“请愿”,又怎么办呢?鲁迅“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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