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唯一的张爱玲
作者：罗昌智
关键词:张爱铃 世俗 唯一性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像张爱玲这样因文学而真正活过的女性似乎没有两个｡她的文学天才与盛誉是唯一的｡身前身后,海内域外,尤其是她离开人世后的十年,也尤其是在域外,她被狂热的人们爱着,捧着,追恋着,一股“张爱玲热”让文坛好久沸腾｡“张爱玲体”成为她文风的唯一命名;“张迷”成为她读者唯一的称谓｡有评论者说:“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贾平凹则说:“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但张爱玲的唯一,更因她的“世俗”｡尤其是散文,唯其“世俗”,才证明张爱玲“活过”;唯其有对“世俗生活”倾心的写照,张爱玲才得到了人们的迷恋和尊宠｡解读张爱玲的人生,激赏张爱玲的散文,张爱玲,又怎一个“唯一”了得｡
一
王安忆说:“我在张爱玲散文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这是对张爱玲散文最精确的概括｡张爱玲是“世俗”的,但“世俗”得绝妙而精致,乃至她同时代的作家无第二人可与之相比｡她“世俗”的才情首先在于她总是以特有的世俗人性观和写作观,注重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仿真性的描摹中揭示凡俗而真切的人的天性和现代都市市民的人生价值取向,体现出鲜明的世俗审美观｡人的本质是世俗的,文学的要义只不过是对体现这世俗的日常行为发表意见而已｡这是张爱玲写作观的核心,也是她散文中最深层的意蕴与审美追求｡她认为:文学本身并无崇高可言,它要表述的是作家“真切的生活体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轻重的一句风趣的插诨”｡关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张爱玲说:“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在她看来,“人生飞扬”只有时代性,如若承认它能表现人生本质,那也只是一种并非永恒的本质｡而“人生安稳”,却是人生中永恒不变的因素｡张爱玲还说:“一般所说‘时代的里程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她明确反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认为世俗才是人生,写作唯有沉入生活的海底,在那里洗尽所谓崇高哲学的铅华与浪漫虚无的幻梦,才能真正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而且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张写生活琐事,倡行写实记趣的散文风,始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后来,此种笔调成为海派文学的标志｡再后来就是世纪末的一批新写实作家和“美女作家”,将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写作推向了某种文学的“主义”｡但较之于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们的“日常生活”述写显然是多了一些文人的雍容､恬淡､闲适与理趣,且浓丽华美｡而世纪末“新写实”和“美女作家”们“私人化”的“零度叙写”､“原生态”甚至“下半身”写作又未免太“私人”､太“本真”､太“惊世骇俗”｡唯有张爱玲,总能平面地､从容地､毫不做作地从自我身边琐事出发,真切地抒写凡俗者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感受,不带有半点虚拟的矫情｡她发现了生活,就真实地写下来告诉你,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得到这份世俗但有生命的生活｡仅此而已!
坦然地面对“世俗”,并且不避其嫌地给自己冠上许多“俗气”的头衔｡张爱玲的勇气也是唯一的｡她常常自称是一个俗人,“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人生一开始就不知“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她坦诚地表白:“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二
张爱玲倾心的是一个世俗的日常世界｡她的散文偏向于“人生安稳”的体察与细腻描述｡陈子善先生说:“贯穿张爱玲散文的始终是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主流话语的反叛,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对人生的别样感悟｡”用“世俗”的眼睛看世界,用“边缘话语”写生活,用“生命的常态”感悟人生,“唯一”的张爱玲, 她笔下真切的人生情趣,“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张爱玲散文中所展现的日常生活琐细而平庸,生动而广泛｡衣､食､住､行,男欢女爱,京剧､音乐,时装､模特儿,电影､电车,公寓､楼梯,世态人间,以“以‘生’为本”的俗人的“生活史”,在张爱玲散文里,都有了生趣｡她似乎对日常生活的一切都由衷地喜好｡城市的喧嚣本来是令人苦恼的,她却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都市风景线里难以觅到田园的风光,她就说:“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张爱玲更喜欢日常生活中那些她熟稔的有着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街道旁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橘红;寒天早晨人行道上生着的小火炉;自行车轮上安着的小红灯｡一样一样,她都难以忘怀｡在张爱玲眼里,凡俗是真,凡俗是美,凡俗“使我能领略人生,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她一颗细腻的心还默默地领略到凡俗生活的种种可爱:一张紫菜“打开来约有三尺见方,一幅脆薄细致的深紫的纸,有点发亮,像有大波纹暗花的丝绸,微有褶痕,我惊喜得叫出声来,觉得是中国人的杰作之一”｡“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张爱玲对衣服的讲究是有名的｡她说:“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对照记》中写自己如何在香港买广州土布,带回上海做的衣服,四处招摇那种在乡下只能给婴儿穿的玫瑰花红､嫩黄叶绿的图案,“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应该说,张爱玲散文的这种迷恋“世俗”,从总体上讲正是“五四”“平民文学”的归流｡“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在完成了由文化精英向社会平民的转型之后,生活状态､思想意识､创作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当创作成为作家一种日常谋生手段的时候,文学的叙事和审美也就开始青睐日常生活了｡世俗化的写作表现出对人生庸常经验的极大倾心,在一部分作家的创作中,文学曾经有过的神圣､崇高､诗意､理想在世俗面前悄然消退了｡丰子恺的“絮语家常”在佛性的平静与虚空中游离;梁实秋的“日常生活”在“苦茶”与“雅舍”间休闲;而施蛰存们的“新感觉”则充满了大都市的欲望与浮华｡在这股潮流中,张爱玲是“入流”的,但“入流”的张爱玲却又有几多的深刻与超越,体现出她的“唯一”｡而这“唯一”主要表现在张爱玲擅以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消解历史､圣人乃至有关女性的神圣与崇高｡在《气短情长及其他》中,她这样戏谑圣人:阳台上破竹帘挂着的一块旧布条,“正像一个小人的倒影,宽袍大袖,冠带齐整”,“尤其像孟子”｡在《忘不了的画》里她这样议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古今中外的圣人与女神被张爱玲一并降落凡间,无一神圣｡以平芜消解崇高,将神圣等同世俗,张爱玲的彻底与放胆,绝无仅有｡与她同时代的苏青很多的时候也凸现出这样的品质,但终归少了一些张爱玲的勇敢､冷峻和对都市心理､都市氛围的准确把握,多了一些对都市日常生活的“还原”,因为写得过于表象,反倒让人感觉有失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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