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作者：翟文铖

　　艺术自律的丧失｡“对于康德以及其后很多美学家甚至象征主义诗人来说,美､艺术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商业(实际的)和科学(认识论的)领域,这里的科学知识是从不好的角度来理解的｡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无比崇高的,为艺术献身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但随着商品时代的到来,情形就不一样了｡《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写的就是九十年代初商品经济转型时期的都市文化状况｡章炳曾留学国外,是搞声乐的艺术天才,但十五年的右派生活断送了他的艺术生涯｡此刻,他发现了耿东亮的音乐天赋,怀着对艺术的神圣感,章炳开始对他严格训练｡为防止社会的诱惑他让耿东亮搬到自己的家里住,但是耿东亮还是未能逃脱金钱的诱惑,他中途退学,成了一名唱流行歌曲的签约歌手｡耿东亮的下海无疑宣布了章炳艺术至上的理想主义的失败,也宣布了在欲望横溢的时代,艺术自律的不堪一击｡在《青衣》中,商品对艺术腐蚀与渗透的主题得到了延伸,对艺术痴迷如筱燕秋,也被迫靠肉体交易获得老板的赞助｡上帝死后,艺术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显,西方的一些哲人把艺术看成现代社会拯救人类灵魂的最后的避难所｡可是,在商品经济的洪流中,艺术的自律性显得弱不禁风,人类的精神似乎正在失去最后的诺亚方舟｡
　　毕飞宇的这些都市小说,应该说是带有比较浓厚的后现代气息的,在卡林内斯库等人眼里,后现代也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一副新面孔｡自然情感的匮乏､欲望对爱情的消解､科技对人的异化､艺术自律的丧失,最终腐蚀了现代性的根基,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毕飞宇认为,在现代性的环境之下,“人类惟一的大理想就是把‘人’再讨回来｡”(《那个夏季那个秋天》)通过对人的主体性消解的各种现象的批判,他的目的就是要启示人们:直面生存困境,努力恢复人的主体性,才是人类精神的拯救之途｡
　　
　　三､乡村题材小说:权力捆绑下的疼痛
　　
　　自发表于二零零一年的《玉米》开始,毕飞宇把作品的背景移到了农村｡毕飞宇曾说自己不擅长农村题材的书写,但实际上,正是这些作品把他推向了自己的艺术巅峰｡成功的奥妙似乎不在于什么题材,而在于他又回到了自己所擅长的启蒙叙事,并且选择了“权力”视角,勘察起了历史尘埃下的下层生存状态｡
　　权力是毕飞宇早期作品的反思主题之一｡在处女作《孤岛》中,他已经洞察了历史的权力实质:“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统治!”在那里,权力几乎等同于暴力｡但是自《玉米》始,他突出表现的不再是暴力,而几近福柯的“微观权力”和“生命权力”｡他着力书写的,是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对情感的塑造,对行为的控制｡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就对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批判｡毕飞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等级制度的权力本质｡拥有更高的等级,就拥有更多的特权;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是被压制最深､剥夺最苦的阶层,权力往往作为他们的敌人而现身｡王连方是大队支书,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王家庄呼风唤雨,一个又一个地占有女人,直到他触犯了“军婚”而倒台｡玉米的命运沉浮与性格发展,更是与权力紧密相连｡父亲依靠权力侵占着那些女人,玉米没有过多地指责父亲,却依靠父亲的权力和贞操观背后的权力,把矛头指向了受害者｡彭国梁是一个空军战士,同农民相较,自然拥有更多的特权｡玉米对他的刻骨之爱,谈不上气质相投,心灵相通,更多的是因为她希望借助对他的攀附,把自己送进更高的特权阶层,可以说是权力塑造了她的情感｡伴随着父亲权力的丧失和彭国梁的背叛,玉米对王连方亮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于是她嫁给年龄长自己一代的郭家兴做了填房｡权力,已经完成了对她的彻底改造｡玉秀对郭圆圆的曲意逢迎(《玉秀》),玉秧对“小报告”的痴迷(《玉秧》),也都暴露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本质｡拥有权力的享有特权,没有权力的就要依附权力享有特权,由此形成了“人在人上”的普遍文化心理｡毕飞宇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我们身上的鬼》一文中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污辱被损害的人身上｡这个鬼有两个特点,一是无影无形,又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二是它并不能独立存在,要依附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它是一种观念和欲望的结合体,是传统观念与权力欲望结合成的怪胎｡”
　　毕飞宇新近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平原》,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知青问题､乡村知识分子问题､农民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良知问题､“文革”的红色恐慌以及传统文化问题等等,但是贯穿这一切的,还是权力问题｡毕飞宇认为,各种权力的网络对人进行挤压,强化了各种矛盾｡人就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就是疼痛,只要内心有源源不断的理想,疼痛就会继续下去｡如果说《玉米》突出的是权力对人的征服,《平原》突出的则是权力给人带来的疼痛以及人对权力反抗的乏力｡
　　《平原》中主人公端方的性格就是在与权力的斗争过程中展开的｡端方要反抗土地对他身体的规训,设法通过当兵离开农村;他要超脱吴蔓玲的权力控制,甚至一度征服了她的心;他要反抗阶级等级划出的鸿沟,冲破了舆论与习俗的压力与三丫同居;他用智慧和体能,反抗了佩全的身体暴力,同时也挣脱了继父的伦理特权和精神优势……李敬泽在《那是一颗“平原”式的心》一文中评价说:“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他都在与各种各样的‘力’毫不停歇地苦斗,精神的､政治的､风俗的,暴烈和软弱的,真实和虚妄的,来自他自身的和外部的,毕飞宇像一个缜密的力学家,精确地展示了一个心怀远志､生机勃勃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负载的复杂的权力结构,那正是农业的平原单调的表皮之下真实的神圣､筋脉和骨骼,端方身在平原,而平原就在他的身体之中｡”当然,这些对权力的反抗多以失败告终,端方还要在王家庄的土地上承受各种权力的捆绑｡三丫所反抗的,是意识形态的“错误意识”所拥有的无上权力｡“意识形态的消极方面表现为错误意识,表现为阶级性错误｡所谓阶级性错误就是说人们对真理､对事物的认识受到阶级地位的影响,这是从功能角度来认识意识形态｡”这种“错误意识”,把属于地主成分的三丫划为另类,意识形态的权力成了她嫁给端方的巨大障碍｡三丫先是把自己的贞操献给了端方,又用佯装喝农药自杀的方式呼唤他的爱,这都是在用身体反抗权力强加的宿命｡最后她死于因抢救而失误注射进体内的汽水,这个带有反讽意味的悲剧结局象征着权力不可战胜的魔力｡吴蔓玲是王家庄的书记,拥有支配别人的权力｡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她成了一个铁姑娘和政治动物,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的悲剧,恰恰来自对权力的各种反抗力量｡混世魔王为反抗她的权力,达到当兵的目的,强奸了她,她为了自己的名声含恨放走了他;这同时也意味着,她要利用权力剥夺端方离开农村的机会,而她此时恰恰爱上了端方,这简直是在扼杀自己的爱情｡她的发疯与其说来自疯狗的撕咬,不如说来自权力带来的彻骨疼痛,她的疯狂就是对权力的最后控诉和反抗｡
　　《平原》写的是“文革”结束时的一九七六年｡但毕飞宇认为,无论是政治的基本构架,还是当今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对权力的看法,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在人的内心,从精神层面去考察的话,跟那个时代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延续性｡其实,这种异化权力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强权文化孕育的结果,这种权力意识的潜脉暗流至今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他的权力批判带有很大的普遍意义｡
　　有人说,毕飞宇的小说是潮流外的写作｡之所以处在潮流之外,是因为他始终不肯因社会风潮的变更而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现代性的价值立场:一方面,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又俯察当下社会,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精神症结予以关注｡不趋时,不取巧,始终保持着一颗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翟文铖(1970- ),山东曲阜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 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3] 陈晓明.填平沟壑,划清界线[A].王岳川.中国后现代话语[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4]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5]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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