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张爱玲笔下的文化视角和女性意识
作者：杨黎丽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人性弱点 文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沦陷区,女性作家张爱玲用一个个穿透生命力和人性的故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无数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本文试图从作家对人性弱点的剖析入手,探讨其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所在｡
深厚的悲剧文化心理积淀､敏感而审视的目光注定了张爱玲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人性中自私､贪婪､虚荣､卑怯等难以逾越的弱点,并探寻造成芸芸众生孤独无助的困顿命运和虚无幻灭的生命本体的内在原因｡
“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所以,张爱玲惯常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挖掘人性的本质｡在男女之间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中充分展示人性的诸种弱点,特别是她将笔触深入到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处,不仅描绘出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怆､悲苦,同时,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在探讨女性悲剧命运的过程中能够融入自己鲜明而理性的女性意识,将锋芒指向女性本体内部,批判女性自身的心理误区和人格缺陷以警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并促使她们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结合张爱玲创作的女性意识､自审意识和她所处的特殊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将张爱玲对女性性格弱点､批判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批判女性本体内的“奴性意识”
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它一语道破了女性心灵深处以男性为归依的“奴性意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将女人逐步异化为“女奴”的历史｡高压的男权统治,腐朽的封建文化,固然是女性“奴性意识”滋生的土壤,但女性在男人营构的囚牢中待惯了,从思想意识到行为规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趋归,心甘情愿地匍匐在男性脚下自甘为奴,则是女性“奴性意识”得以代代相袭的社会基础｡女性自甘为奴的突出表现是对男性的崇拜与折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于自身的轻视与贬抑｡自贱意识是女性自我奴化的表现之一,女性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对于未婚的女子来说,“失嫁”的危机使她们意识不到人的精神存在,而对婚姻,实质上是对男人的寻找成为她们生活的唯一｡当时与张爱玲齐名的女性作家苏青曾经大胆地把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句读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饮食男”成了女性生存的唯一目的｡《花凋》中的川嫦,《金锁记》中的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流苏､宝络､金枝､金婵,《留情》中的敦凤,《鸿鸾禧》中的邱玉清以及她那五个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试图吸引男性注意力的待嫁的表妹等｡对于已有家室的女子而言,尽全力维护住自己在家的“地位”则是其神圣的职责｡为此,《十八春》中的曼璐设圈套让亲妹妹委身其姘夫以维持其现有的生活状态;《金锁记》中的兰仙､《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为取悦丈夫,竟甘心忍受其在外拈花惹草……这些女性,终身挣不破“奴性意识”的枷锁,即使身心备受煎熬,仍安于“从人者也”的地位,世代相袭无怨无悔地为男人做出牺牲｡张爱玲用她那洞察入微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怵目惊心的女奴历史图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为求学而客居在姑妈家中,不幸爱上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乔而不能自拔｡为了得到乔琪乔的爱,不惜将自身卖于“交际”,变成“造钱”的交际花以取悦并不爱她的丈夫｡《创世纪》中的紫薇,少时避乱,其父有嘱在先:如遇兵匪“无论如何先把小姐结果了,不能让她活着丢我的人!”她不但不觉其父冷酷,反为父亲不解她“遇到该死的时候她也会死的”贞女心理感到委屈｡传统的封建意识将她奴化到非但没有“自我”意识,连自己是人的意识都没有了｡紫薇后以相府千金的身份嫁入潦倒的匡家,贴钱养活一大家子直至当祖母的高龄｡她为放荡的丈夫没有娶了姨太太回家而感到庆幸｡《小艾》中的五太太,蜜月还没度完,丈夫就带着姨太太到外地赴任,自己多年一直过着一种“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生活｡她与姨太太相处时低三下四,甚至对强悍些的老妈子也要赔笑脸｡五太太的忍让退缩,不过是为了维持她在这个家里的正头娘子的身份和地位｡
张爱玲用苍凉的笔调,展示了这些女性苍白麻木的灵魂,对她们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哀和无奈｡对几千年来女性身上积淀的历史沉疴和禁锢女性身心的奴性意识,进行了较有深度的理性批判｡
二､剖析物欲挤压下女性畸变的心灵
“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招呼,他们就会下来的｡这是张爱玲对在物质上甘心依附男人的女性的形象的归结｡追溯历史,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以来,女性就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沦为男性的附庸｡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要生存就必须紧紧地依附于男性,这就是女性“奴性意识”产生的经济原因｡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一个嫁给了世族大户中的瘫子,一个嫁给了富商老头｡她们以青春美貌来换取“开饭”的那声“呼唤”｡《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这个破落世家的离婚女性,被尖酸的兄嫂挤兑得无法在娘家立足,急于再嫁｡谋生的渴望使她在初识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时就一见钟“钱”,下定了再嫁的决心｡为了能成为范太太,她煞费苦心地与精刮油滑的柳原斗智斗勇｡香港的战乱成全了她,使她由情妇终于变成梦寐以求的范太太,赢得了“开饭”的那声“呼唤”｡《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姘夫不惜设计陷害妹妹,以毁掉妹妹的一生为代价,来保全自己“开饭”的那声“呼唤”｡
对于这类以谋钱或谋生为婚姻主要目的的女子,张爱玲看得很多,亦很透｡在《心经》中,借绫卿之口说:“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高飞｡”为了追求好的家庭环境或满足自己的物欲要求,使得一些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异化为商品｡张爱玲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也是这类女子｡梁太太､曹七巧､白流苏､敦凤等莫不如此｡敦凤嫁给老迈的米先生做姨太,其心理逻辑是:“我还都不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流苏的恋爱里也藏匿着很现实､很具体的谋生打算｡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跟他的目的究竟在经济上的安全｡”带着这样清晰的谋钱或谋生动机的女性,其感情世界怎能不“千疮百孔”呢?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尽管身份不一,教养不一,但对她们来说,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她们没有自立于社会的谋生本领,只能像软体动物一样紧紧地依附于男性｡她们以爱情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以建立家庭为人生安稳的城堡,尽管“爱情似网,婚姻如枷”,仍然义无返顾地争取“走到楼上去”｡用写实手法,展示被生存物欲挤压下女性畸形的心理,是张爱玲作品的思想特色之一｡
三､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禁锢下女性变态的性心理
对于在封建禁欲主义熏陶下女性凄苦悲凉的心态,张爱玲深有了解｡在《借银灯》中,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俗所讴歌的“妇德”､“贞操”实质上乃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的遵行一夫一妻主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性始终是壁垒森严的禁区,“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等观念无疑是世世代代压在人们尤其是女人头上的紧箍咒｡封建包办婚姻､无独立经济地位的现实使女性丧失了婚姻的自主权｡这就使得很多女人终身挣扎在没有情爱性爱的畸形生存空间中｡她们在家庭､社会中被极度压抑的欲望转化为人性恶的恣意释放:妒忌､猜疑､阴鸷､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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