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困境与悲剧
作者：刘 丽
“女儿性”话语的背后是“绝对服从封建家长”的传统理念,“妻性”则是男女平等的标志｡《离婚》中的老李想改造太太的旧观念,带她出入市场､走上社会､给她念小说､让她独立拿主意,培养她的自我意识,可是太太无动于衷｡她认命于包办的婚姻,与丈夫在情感上欠缺沟通,在丈夫眼里,“她似乎只是孩子的妈”,“只是父母的儿媳妇”｡
在封建婚姻的过程中,女性既受外力的压抑,同时也自我压抑,所以处处低三下四｡已婚女性存在的意义就在儿子身上,这就严重地缩小了她作为“人”存在的意义;母性实际上是异化了,爱儿子就是保自己,有了儿子才能“天月相终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本来是有妻性的,是高度重视两性关系的,只是为了保住这一关系,她才不得不强化她的母性,一直强化到高于妻性的地步｡看来,手段的重要性超过了目的｡
2.隐性存在的精神困境｡最先觉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人｡新女性放了足,受过教育,开始反思自己生命意义的价值何在,追求美好的爱情与生活｡可是她们面临更多的精神危机｡首先,在社会上工作,必须得到男性的认同与接纳｡社会规范､纲常伦理与法律,是男权社会约定俗成或制定并为男权社会服务的,女性即使能在社会上工作,仍难避免受到歧视｡新女性读书识字的终极目的仍被视为将来更好地“相夫教子”,或是作为找到一个“上等”丈夫的筹码｡如对于读高中的张秀真,作为一家之长的张大哥认为:“女儿十八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二年毕业,二十;四年大学,二十四;再作二年事——大学毕业不作二年事对不起那些学费——二十六｡二十六!姑娘就别过二十五!过了二十五,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她的,别耍玄虚!”张大哥是社会的中坚分子,他的话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男子读书为了光宗耀祖,女子求学纯是为了选婿多份“陪嫁”｡新女性为了争取“人”的权利,往往是一路败北,丢盔弃甲｡无论她们怎样努力,也颠覆不了几千年的男性中心地位｡“中国的封建体制是一种有性别的体制,即是一种父权体制(patriarchy)，男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都比妇女拥有大得多的权力”｡新女性为了爱情离家出走,却往往陷入另一个组织——丈夫的家庭,但是真爱难寻,新生的家庭并不容易稳固｡封建残余思想把犀利的矛头对准了女性一个人,她们的道路走得更其艰难｡出走后的女性为寻找不到理想的精神家园与归宿而左右失据,她们对理想世界如何重构充满了迷茫､困惑与焦虑｡
三､女性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剧
以上分析了两类女性惨烈的生存本相,在二十世纪初叶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她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个人的人生悲剧｡《离婚》里,旧女性不能参与到公共领域,没有言说权､独立的经济权;身上充满了奴性｡她们把存在的都当成是合理的,安于现状,逆来顺受｡“无论这些女性人生阶段有什么变化,身份角色有什么不同,她们都在一生完成着一个生命被扼杀的故事,这是一种从欲望到情感到意志到思想的全面扼杀,而且这种扼杀不是明显的令人震惊的伤害事件,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里进行的｡……在丈夫所给予的生活范围内,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走着自己的悲剧人生｡”
男权压迫女性肆无忌惮,是对于不觉醒的旧女性而言;而生命意识觉醒后的女性的悲剧却在于:她们发现了自我,认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有关,极力寻找自我,企图得到自我认同,却无法找到出路｡她们的悲剧主要源于:第一,她们自身的认识:只局限于个体生命的奋斗｡任何个体都必须在群体中生活,才可能生存下来,发展起来｡以她们的身份､经历而言,还没有能力认识到个体力量是有限的,而对抗男权､反抗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力量在广大民众中间｡个人思想上的局限性构成她们悲剧的必然性｡第二,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只要女性在经济上一日不独立,她们在社会上就一日得不到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而要求得经济上的独立,女性就必须走出家门,在社会上工作｡但是女性要想“抛头露面”在社会上行事,必须在得到社会认可的前提下才行得通｡自古以来的伦理道德,是男权社会建立起来并为男权统治服务的,所以女性工作的性质,多限于花瓶之类｡第三,在新女性身上,还渗透着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她们没有自由,是一种老大民族滞钝的文化心理使然｡除了政治与经济上的改革外,还必须来一场文化心理革命,彻底革除几千年来的民族痼疾,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老舍有一句名言:“人生在某种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辖死,便是因反抗它而死｡在人类的任何文化下,也没有多少‘自由’｡”文化不但可以压死一个人,也可以压死一个民族｡
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是礼俗而不是政治｡旧的伦理观念尚未完全抛却,而新的价值标准又未建立｡摆脱了物质依附的女性在精神上却没有完全独立,她们的出路在于:放下狭隘的爱情而融入广阔的现实生活,因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即使如此,新女性的反抗使人们对于“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的认识,加快了历史进程,由此引发的思考与意义是意味深长的｡
几千年封建体制造成的男尊女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影响着妇女解放的进程｡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中国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的著名论断,进而指出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革命运动,把阶级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与旧社会争夺做“人”的权利,进而争夺作为女性生存的权利,这样,女性的“人”性才会受到重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才能赢得在公共空间言说的话语权利｡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女性最迫切､最敏感的要求是人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使“人”的价值回到人本身,彻底废除落后的非人的伦理观,树立先进的合理的伦理观｡显然,这是一项沉重而缓慢的工程｡
（责任编辑:赵红玉 ）
作者简介:刘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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