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虚实相间的叙述方式
作者：朱 青
严歌苓抽象化的表述,在她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扶桑》中,写妓女扶桑接客时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样说:“(她)敞开自己,给人去毁去践踏｡”在这里,不揭示她的心情,不刻画她的表情,不描述她做的事情｡总之,不用描述性的语言,塑造形象来感染读者,而用说明性的语言,抽象､概略地做出交代｡《少女小渔》中,江伟和小渔跳舞时,“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不写他的手究竟做了个什么冒犯女性的动作,只说它“不老实了一下”｡即,不描摹外在动作,只用逻辑性语汇,点明内在意向｡手的动作千奇百怪,作者只用定性的方式,说明它属于一种“不老实”｡让读者依据这简略的提示,去生发想象｡个人想出的具体动态,自然五花八门｡可是这里的表述很活泛,不死性｡不是凿实了去写一举一动｡写全了,写透了,也就没有了想象的余地｡《海那边》中这样写弱智者泡的笑:“泡是拿眼睛,其次是拿嘴唇､牙齿来笑｡奇怪的是这笑并不难看,因为眼睛笑出来的笑远比皮肉来得深｡”“拿眼睛笑”是什么样?“拿皮肉笑”又是什么样?作者并不描绘出笑容,不用语言画出笑的脸谱,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她只用逻辑性的语言——“远比……来得深”,引导读者的想象｡读者在心中,复现深浅不等的种种笑容,使之形成对比｡“深”“浅”等概念,是对整个状态的抽象表达,作者用这种抽象表达式,将翔实､繁琐的描写取而代之｡
严歌苓为何采用抽象化的表现手法?因为形象化的表现,常有缺陷,抽象化恰可用自己的优长,去弥补前者的短处｡这种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扶桑》里的主人公扶桑,当黑社会的人诬她为贼,而庇护者为她辩白时,她突然自己承认是贼,主动表示愿被抓走｡于是,“人们把打闹纠缠静止在一个奇怪的姿势上”｡由于惊愕,正在吵,正在骂,正在打的人们,都突然中止｡由于太突然,每一个姿势都停在中途,来不及调整｡所有姿势都奇形怪状｡至于每个人是什么姿态,并不逐一交代｡如果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每一种姿势,就太累赘,太琐碎,也无必要｡《无非男女》中的大龄未婚女小品,诉苦说,得忍受父母的“哲理性牢骚”｡父母为婚事的牢骚,要具体写,是写不尽的｡因为它们虽有共性——都将絮絮叨叨的埋怨,拔高为“对人生形而上的感喟”,具体内容却大相径庭｡每一种新情况,会引出一个新话头,会生发一串新抱怨｡全写出来成了碎嘴婆子;只写一种又挂一漏万｡莫如开启读者的思路,让读者自己去设想｡自会五花八门,各得其所｡这些都说明,抽象的表达,与形象的相比,有时可免于繁琐｡
正像严歌苓在《抢劫犯查理和我》中所说:“用语言形容感觉,像用笊篱舀汤,多半都是要漏掉”,用描述性语言去形容感觉,形容感情,形容心理,即,形容人的精神状态,大多会力不从心,文不逮意｡用抽象出的逻辑性语言,则可补其不足｡《无出路咖啡馆》中,这样说到流浪艺术家里昂:“他像是实在找不到能杀死安德烈的武器,但浑身灌满杀戮的激情｡”“浑身灌满杀戮的激情”,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怎样有形地表现出来?怎样真切地传达给读者?这种纯粹内在的,难以把握､更难传达的东西,如果不是像作者这样点出,根本是混沌一片,无以名之｡《扮演者》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方式:男演员钱克看着一个少女,心中漫溢诗情｡作者这样说:“他心里充满一个字也没有的诗｡”他心中那浪漫的情调,那美好的情愫,那澎湃的情感,没法实写出来｡因为那是虚幻的,难以语词化的精神状态｡作者就用简约凝练如诗词的语言,让读者凭自己的理解力,去进行内在体验——以移情的方式,体验人物的心理状态｡
抽象化的方法,还便于表现矛盾性的事物,因互相抵牾､莫衷一是而无法诉诸修饰性语言的事物｡中篇小说《白蛇》,就以严歌苓本人独特的方式,写了人物矛盾性的表情:“他眼睛里的羞涩和他嘴角的轻侮在相互顶撞,相互背叛｡”瞳仁黑黑的,向下顺着,显出羞涩的眼神;嘴角却露出一丝轻蔑的笑｡这矛盾的表情怎样展露在､统一在同一张脸上?怎样在整张脸上逐步过渡?简直无法细细写出｡作者却用逻辑性语汇,将神态的不和谐感､不统一感强调出来｡《初夏的卡通》中,说到一个老女人,对自己做错事的狗说话的态度:“她用半是埋怨半是袒护的口气说”,“半是……,半是……”,这种两方颉颃,委决不下的语气,很难用详细描绘的方式,刻画出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声音形象,却可用概念性的话语,对难以分辨的语调加以界定｡使微妙的心绪,简约地流泻笔端;使读者能依据语调,准确把握人物心态｡
抽象化的方式,还可以表现形象化无能为力的综合性变化｡综合性变化,是多变量互动的变化､协调的变化｡多种因素同时变动,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严歌苓总能明智地改变表现方式｡在《士兵与狗》中,她这样说到狗的面容:“在这时,它的脸复杂起来,像人了｡”狗的脸整体地,五官配合着进行调度,最后调整得类似于人的面容｡这综合性的变化太复杂了,若要具体描述,必然顾此失彼,或零散不全,无法整合出统一的效果｡不如以抽象化的词汇(“复杂起来”),概括出狗脸的总体趋向｡这样简练得多,也生动得多｡
对于严歌苓这种抽象句式的阅读,大大调动起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读者只能被动地,逐句逐句地认读句子,就失去了活跃性､能动性,阅读的乐趣损失很多｡严歌苓的句式,会有力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作者不做穷形极相的描摹,而作鞭辟入里的概括｡让读者凭概括出的特征､本质,生发出相关的想象｡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有这样一句话:“男人戴副眼镜,笑着一个白净书生的笑｡”并不直观地再现出,那男人怎样眯起眼睛,弯下眉毛,耸着鼻子,翘起嘴角｡不用话语,描绘出一个富有实感的笑容｡只点明那人的身份,说明这是一个“白净书生”的笑脸儿｡“白净书生”会怎么笑?就得让颇有阅历的读者,自己去推想了｡读者是见识过各式各样笑容的,而且很懂得,一个人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音容笑貌;决定了音容笑貌的整体倾向性｡当读者的想象力激活后,虽然作者只是“提了个头儿”,读者自己就能按生活的逻辑演绎下去｡在逻辑线的远端,牵扯出一个文绉绉的微笑｡
想象的扩展和延伸,是读者协助作者完成形象的过程,是读者以自己的心智能力,参与文学创作的过程｡《海那边》中,泡那傻子笑起来,“嘴又呲成了个牙膏广告”｡这意思是说,泡像拍牙膏广告的人,嘴很彻底地咧开,牙很突出地呲出来｡但作者不致力描绘面部形象,而是以“牙膏广告”做支点,使读者的想象,藉以腾跃起来,扩展开来,展出一个夸张卖力的表情｡如果作者对于泡的面容,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写,只会得到拼图式的效果｡谨毛而失貌,无法展现“牙膏广告”那种一体化､鲜活化的形象｡
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是最佳策略｡因为想象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中,有这样的句子:“(在一个年轻男人面前)她眼里有了种轻微的招惹,或说挑逗｡”作者没有具体描绘,人物是怎样一种“招惹”的目光,怎样一种“挑逗”的眼神｡她让读者自己去拟想,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维空间｡那“轻微的招惹”､“挑逗”,怎样通过眼波的流转传达出来?这“流转”如何微妙到难以名状?这是只能用想象能力去虚拟,无法靠语言能力去实写的｡因为想象能力基本不受制约,且倏忽变化､无迹可寻;语言能力则需见诸一个个文字,一行行语句,常有“言不及义”的窘迫｡比如那“招惹”､“挑逗”的眼神,不光难以具象化,更难以语词化｡不要说想象能力为语言能力所不及,任何一种有形的表现能力(语言表现能力､绘画表现能力､雕塑表现能力､音乐表现能力),在想象这种“空想能力”面前,都只能望洋兴叹｡正由于想象的效果,远胜过相对而言滞涩的笔,所以严歌苓有意以心力弥补笔力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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