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诗意的乡土　灵魂的憩园

作者：闫　红

　　孙惠芬在上塘为她笔下的女性找到了自为生存的最后家园｡虽然都是“中国乡土女性的特殊文本”,孙惠芬笔下的上塘,毕竟不同于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了,上塘不再是“美丽凄婉的田园牧歌”,而是乡村女性心灵的故乡,是她们自为生存的家园｡孙惠芬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孩,辽宁大学毕业后,由乡村到城市,她强烈地感到像一棵脱离土地的秧苗｡她说“我的视野很满,却感到很空,我的身边处处可见现实的生活,比如拥挤的人群,轰鸣的车流,喧闹的市声,可是没有哪一种现实能让我触摸时感到抚慰”｡然而当“乡村的现实一旦向我逼近,我不再焦灼,不再浮躁,我找到了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和状态｡现在回想,那真的犹如蜕变一般”③｡城市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伤经历并没泯灭李明柱媳妇那善良的本性,也没有使她失去生活的目标和勇气,但她毕竟成熟务实了,她被城里的男人不要了,危难之中搭上李明柱这个渡船,使她从泥坑跳到平地,她不能再把平地掘成泥坑｡她自为地选择了织网,这是她喜欢的干净的活计,不用下地,不用换下新衣裳,姐妹们坐在一起,可以说很多话,说婆家和娘家不一样的日子,说青春流浪在城里的岁月,说新婚之夜小两口之间的温馨——她更懂得真爱的可贵,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友情,上塘这些年轻的女性们,对生活抱有更多的希望,希望成功,希望活得有尊严,活得自由在在,她们自由地释放燃烧的情感,感受那现实人生中少有的甜蜜的梦境,农闲时节,她们走上赶集的甸道,那粉红盈盈的小褂在蓬蓬勃勃的草丛中一闪一闪的,像上下飞舞的蝴蝶,扑朔迷离的,美得像梦境一般｡女性那要自由地追求自己最和谐的归宿的天性在这里获得极大的张扬｡虽然在这里,孙惠芬也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女性自身性格的缺陷和那些非现实､非明智和非理性的表现,也对乡村的一些陋习提出批评,但更多的是悲悯､善意和同情,命运并没有眷顾她笔下的女性,但每一个女性都以坚韧的意志去承担生活重担,去与命运抗争,她们是上塘乡土的灵魂,她们自由而又恣肆地释放着粗犷热烈的生命激情——
　　
　　三､迷失中的深度恐慌
　　
　　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让传统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地纳入到现代文明的激烈竞争中｡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都市化的规模越来越大,无可抵挡的都市化进程瓦解着乡村,市场经济的大潮颠覆着乡村,不仅侵吞着人类的物质家园,更蚕食着人类的精神家园｡在都市文学蓬勃发展､众声喧哗中,由乡村走入城市的孙惠芬,敏锐深刻地感受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激烈碰撞,但她不像其他乡土作家那样,出于对城市文明的抵制,选择了精神上的逃避,一味把乡村视为理想的净土,也没有因为乡村生活滞后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总体进程,而又不假思索地批评其落后性和愚昧性｡她以一个真诚作家的博大悲悯的人文情怀,在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触摸中,更体验到乡土生命所面临的生存困顿和精神尴尬,《上塘书》中,作者对乡土生命在现代文明中的现实命运和生存境遇给予了冷峻的逼视｡
　　上塘,作者笔下所展现的辽南农村,青年们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现代文明的诱惑下,对于都市物质､精神生活具有鲜活的憧憬和希望,但在实践中却满含悲苦和辛酸——上塘人向往都市的“现代”生活,因此“往外走”成为上塘的一种“意识形态”,当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带着满怀的热望,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的生存空间时,却是很难的｡上塘的女人是到城市里“打工”,上塘的男人是到城市里盖楼,女人得到的是无法言说的屈辱和辛酸,盖楼的男人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吃尽了苦头,累得一出汗就虚脱,可连逛街的资格都没有,还要被罚款｡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城市奉献出血汗和尊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那么微薄,他们切肤地感受到了这个无亲无爱的城市比那钢筋水泥更彻骨的寒凉｡这时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坐上大客车,飞一样地返回故乡｡即便是那最耀眼的从上塘走进城市的大学生,面对现代都市人的自私､贪鄙､冷漠､无情和人性的异化,也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中,又无处诉说,大学生夜夜做梦,在梦里,他没离开上塘,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在上塘秋天的田野上,他分明看到了自己的房子,可一跑到眼前房子立即又变了,变成了个草垛｡于是他疯子一样,不停地找,不停地疯跑,他无法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题目为《深度恐慌》｡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当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时,上塘在我心里边,竟越来越近了｡当我在城市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物质家园,我发现,上塘的一草一木,竟变成了我驱之不去的精神家园——
　　在这里作者传达出人类面临迷失精神家园时的深度恐慌,传达出对人类的未来终极关怀的文学最高品格｡孙惠芬并不是只是绝望而困惑的乡村挽曲的作者,她宁静而清醒地透视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感觉到人类文明进程中“现代化”这柄双刃剑的巨大威力｡“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④,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但人类不应牺牲精神和情感的需要｡就像上塘人走出乡土时是那样的毅然决然,他们渴望应和城市新天地的召唤,然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城市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富于人性｡城市人对乡村人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是永久的､刻骨铭心的｡《上塘书》是孙慧芬在现代化背景下对现代和传统的人性进行全面的关照,她肯定了工业文明为农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气息和进步因素,但又伤痛于它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把人类抛向一个精神失落,情感虚无的荒原｡但是无论哪一座气势恢宏的城市,不曾是昨天自然朴素的村庄?当城市在粗暴､凶猛地践踏着村庄时,它是不是同时也在撕裂着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是不是也在同时断绝着人类自己的精神还乡的道路?是不是会使人类陷入精神､情感家园迷失的深度恐慌的陷阱中?孙慧芬以这样的理论张力使她的《上塘书》获得了艺术生命的内涵｡
　　弗洛姆认为:“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断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⑤所以文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为人类提供情感慰藉,提升人性,塑造理想的人类生活,使文学成为“人类逃避社会的无序混乱,个人的自私和自我发展的单面化､残缺化､丑陋化的综合威胁的唯一机会”⑥｡人类的理想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商品化实现的程度,因此人类更迫切地需要精神产品来治疗､挽救精神上的挫折和创伤,在理想的精神家园中得到情感抚慰和智性反思｡《上塘书》承担了这一文学使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学普遍泛化的当代社会,形象地提出了诗意的乡土､灵魂的憩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为无论社会怎样地发展,文明怎样地进步,情感需要才是人类最终的永恒的需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闫红(1970-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高尔基:《论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② 陈思和:《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③ 孙惠芬:《书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文汇读书报》,2004年8月31日｡
　　④ 艾恺:《文化守成论》(台湾),第258页｡
　　⑤ 转引自《天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期版,第55页｡
　　⑥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和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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