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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热潮成因探析
作者：徐 成
三､政治对文学的干扰
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对文学控制过严,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已不是对作品的欣赏和解读,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⑧当某一作家､作品不符合政治的要求时,对他们的批评就会成为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这集中体现在五十年代文艺界三大批判运动上｡首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导演孙瑜根据清末民初武训行乞兴办学校的生平事迹改编而成,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上映以来,赞扬声一片｡当时党中央认为电影涉及到如何运用正确的观点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进而如何看待中国人民的根本道路问题,因此发出通告,要求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社论,对《武训传》提出了尖锐批评,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号召大家积极斗争,这样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随即展开,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八月才结束｡这场运动对刚成立的新中国确保政权的巩固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开了用政治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是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强行纠偏｡自此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接着一九五四年一场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俞平伯作为红学专家,属于胡适开创的考证派,当有人对俞平伯“红学”研究提出批评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矛头直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创了建国以来在学术领域以政治性批判解决学术问题的恶劣先例｡一九五六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把内部矛盾上升为现实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治斗争｡胡风文艺思想主要是提倡主观战斗精神,然而这场批判运动却以政治斗争代替文艺争鸣,作家自觉､自由的创造精神在这次批判中受到摧残｡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大批作家作品遭到错误批判,“左”的倾向已演变成“左” 的思潮｡这一时期,在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中,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文艺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强化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使得一部分老､中､青作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或入狱,或下放,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由于只能写颂歌,不能暴露生活阴暗面，写“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故事,将被视为不合潮流”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多是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政治斗争题材作品,文学的创作很自然地受命于时代的命题和政治的约束｡也正由于现实生活存在的严重问题,作家对现实难以把握,创作时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更多地趋向于回忆过去｡茹志鹃在一九八零年曾经表白过,由于当时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使她十分苦恼,“《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⑩｡
总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多次文学批判运动强化了作家创作的政治意识,制约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同时,也由于作家过分的政治崇拜,盲目的政治热情,使得文学创作不再是复杂的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而变成对现实生活的机械反映和对政治概念的简单阐释,从而使得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创作逐渐走入一条狭小的路径｡
四､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延续
新中国十七年文坛所呈现的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是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延续｡从文学观念来看,决定解放区文学面貌,影响着一个时代及后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分别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五月十三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必须主要写工农兵生活,注重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典型;必须写生活的“光明面”,“以颂歌为主”｡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中,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解放区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体现在服务时代,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上｡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人民的首要任务是与各种敌对势力进行艰苦而复杂的斗争,宣传､鼓动和教育人民成了文艺的基本任务｡
从文学创作来看,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有着一致的创作追求,那就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服务时代,表现伟大的人民,作品洋溢着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精神｡《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在面向工农兵方针指引下,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除农村题材外,以表现部队生活的军事题材作品成就较显著｡如邵子南的《地雷阵》､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孙犁的《荷花淀》等,都充满了战争年代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新英雄传奇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刻画了雷石柱､牛大水式的传奇英雄,“平凡品质”和“英雄气概”是他们的基本特征｡这些小说大多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无论是写人写事,都能激发读者积极向上,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从创作队伍来看,解放区文学创作主力军是赵树理､丁玲､周立波､何其芳､孙犁､刘白羽､田间､沙汀､李季､杜鹏程､吴伯箫等人,既有成名作家,也有文坛新人,他们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后,不仅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生力军,也成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而新中国成立前,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总方针,把延安文学方向作为新中国文学方向,文学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新中国文学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在颂歌文学的浪潮中,中国革命历史小说脱颖而出,并延续着解放区的文学传统规律｡因为新中国十七年文坛主力军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或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熟悉战争,习惯于歌颂光明,为此“政治-战争”模式再次确定为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基本结构,中国革命历史再次成为新中国文坛的重要创作内容｡所以当我们被《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作品英雄主义热情感染之时,政治教化作用也显露无遗｡从“文以载道”的传统到“为政治服务”的新规,使得作家对生活一再加以提纯,惟恐歪曲了革命历史,损害了英雄形象,降低了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像《保卫延安》《黎明的河边》《青春之歌》等,都曾掀起阅读热潮,并成为青少年一代进行理想和革命教育的教材｡而小说《红岩》十年的成书过程,更是从政治教育作用的角度去构想完成的,目的是要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找到小说的主导思想,让人物变得更加崇高､伟大,更好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因此主题提炼的革命化､题材选择的“工农兵”化,不但是革命对文艺的要求,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时尚｡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更能显示斗争的激烈,突出英雄人物,所以这一类题材的创作就形成了热潮,并成为当时文坛的主导方向｡
综上所述,新中国十七年来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的形成,无疑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既是特定时代政治革命的产物,也是时代人民召唤的产物;它既是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延续,也是作家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反映｡然而当政治对文学过多干涉之时,文学成为图解政治的一种手段､工具,创作热情变成了盲目的政治狂热,这一创作热潮就显得单一,艺术特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徐成( 1966年5月—),男,汉族,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②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③ 梁斌.笔耕余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页.
④ 茅盾.茅盾文集第2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⑥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A].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⑦ 巴金. 李大海后记[A].巴金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⑧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⑩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A].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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