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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热潮成因探析
作者：徐 成
关键词:新中国十七年文坛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热 成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战争点燃的精神圣火被高高擎起,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话题,并形成了一股热潮｡单就长篇小说而论,十七年中,国内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达三百部左右,而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当时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等作品,均属于革命历史题材范畴,都出版于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一年间,正是这些作品的集体诞生,从而使新中国文学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热的形成,并非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它是特定文学观念与时代力量整合的结果,也是文学自身规律与文坛现象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时代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隆隆的炮声中,新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在胜利的喜悦中,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和自豪感,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军队｡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成为普遍心态的可贵色调,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被奉为时代的理想精神和伦理道德典范｡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为了表现伟大的时代､壮丽的生活,解放初文坛上产生了一次颂歌浪潮,新华颂､英雄颂､劳动颂成为颂歌的基本主题｡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深入农村,学习农民,表现他们的斗争业绩;深入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然而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首先进入了作家视野,过去的艰苦岁月和前辈的卓越功勋被深深缅怀｡在和平环境中,作家“有可能将自己在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所获得的生活积累和历史感受转化为叙事和艺术的情思,而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望” ①｡一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在战争岁月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则成了这次颂歌浪潮的主体,他们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情感,决心写出歌颂英雄､歌颂时代,具有史诗意义的革命颂歌｡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山地回忆》《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当时批评家曾指出,对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②｡正因为要表现“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要让子孙后代都知道当年先辈们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的,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个人和集体的,要为新社会提供思想道德规范准则,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③为了选择对社会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时代的需要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而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因此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也就自然形成了热潮｡
二､作家的分化与更迭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大会突出介绍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国统区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成了解放区文艺的陪衬,国统区相当一部分代表作家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在茅盾的报告中没有提及,甚至沈从文､朱光潜､张爱玲等人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当代作家在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创作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写英雄典型､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设计生动的故事情节线索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而一大批从国统区来的作家由于习惯了黑暗中唱歌,习惯采用暴露讽刺的手法抨击时政,一时无法适应新生活的光明,还没找到面对新生活的表达方式｡因此,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进入新中国后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调整自己的文学观,与工农兵功利型文学观相一致｡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报告中就指出:“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④为此,一九五零年以后,“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⑤｡实际上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左翼文学力量就已经对作家､文学流派进行了阶级划分,郭沫若在建国前曾严厉斥责京派作家,“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在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着” ⑥｡对作家作品用阶级划分的方法在五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也清晰可见,如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对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都是反动没落的派别｡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作家建国后没有了创作权利,一部分作家则自动放弃了小说创作,转向其他领域｡如沈从文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的代表,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已经“消亡”,转而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以《围城》而闻名的钱钟书,只能专注于文学研究,做学者去了｡而四十年代非常活跃的穆旦､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则受到冷落,在当时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对诗歌的论著中,都未被提及｡另外一些小说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被时代抛弃,在取材､艺术方法､作品风格上开始了自身改造｡像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应该说都是发自内心用习惯于黑暗的笔写出人民的快乐｡巴金在抗美援朝期间,在前线生活了七个月,并于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分别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⑦｡可见这一改变和努力并没有使巴金在小说创作中取得突破｡而老舍放弃了擅长的小说创作,写起话剧,即使是《茶馆》也是以过去城市生活为背景展开的｡一九五一年,曹禺主动要求编写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但由于主题先行,设计人物､情节唯恐“违反政策”,放弃了创作个性,虽经多次修改,剧本仍然是失败的｡而部分经过解放区文艺洗礼的作家,如丁玲､萧军､路翎等,在五十年代的文艺斗争中受挫,创作没有能延续,国统区作家未能成为十七年文坛的主力军｡
当从黑暗中走来的国统区作家,有的受“排挤”,有的被“忘却”,有的自动“放弃”之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则成了文坛的主角,他们熟悉并习惯于对光明和革命的赞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时期的中心作家｡对革命历史的讲述,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条件涉足这一题材领域,而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所讲述事件的亲身体验者,真人真事和亲身经历是这个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源泉｡《铁道游击队》的作者说过,他的这部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的”;一九三八年就参加革命的杜鹏程写出了《保卫延安》;而当过军区文化部长的吴强写出了《红日》;亲身经历战斗､当过武工队长的峻青写出了《黎明的河边》;部队指挥员曲波则创作了《林海雪原》;“中美合作所”的幸存者罗广彬､杨益言根据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写出了《红岩》;有着地下党斗争经验的李英儒写出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历史的变迁》中,作者李六如把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取名季交恕,暗示这部作品的真实性｡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因为这一时期成为文学骨干力量的骨干作家多少都有战争生活的经历｡像孙犁､刘白羽､梁斌､吴强等都到过前线,至于像杜鹏程､峻青､茹志鹃､曲波､王愿坚等在那个时期风华正茂的作家,也都有军旅生活的经验｡正是时代的给予和生活的馈赠使他们成为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家”,并写出形态各异､多种多样的革命颂歌,从而形成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但因创作题材的狭窄,导致了小说创作单调,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模式化､单一型的崇高人物,同时由于过分强调生活的再现,强调工具性,艺术的提炼不够,缺乏动人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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