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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文学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作者：骆贤凤
关键词:翻译 语音 词汇 语法 文学 影响
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的过程中,其语言毫无疑问地要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演变过程｡在众多促使古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变的因素中,翻译文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化形式,它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巴尔胡达罗夫,1985:3)｡在这个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对语言的变化发展带来影响｡
早在东汉时期,佛经翻译已孕育着文学翻译的萌芽，例如佛经中许多的优美的传说故事，极富有文学趣味，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如撇开佛经中的唯心主义内容和荒诞不经甚至污秽(如在密宗经典中)的言论不谈,若纯粹从文学角度去看,有一些还是成绩斐然的｡有些佛经,本身就是小说,如《四分律》卷四十九至五十里写了一个妓女的儿子成为神医的事迹,除了首尾部分外,并未宣传佛教思想,却重在阐述国王的无耻与残酷｡这样的经文数不胜数｡由此可以看出,佛经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翻译,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翻译文学包括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本文拟从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学等四个方面探讨翻译文学(包括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发展历程的影响｡
一 ､翻译文学对现代汉语语音的影响
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起源于佛经翻译,最早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印度佛教流传的经文翻译｡佛经翻译源于汉代,鼎盛于唐代,宋代衰落,到元代已近尾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影响巨大｡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对汉语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次｡为宣扬佛教文化而进行长时间的､大量的佛经翻译对汉语产生的影响是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这种影响使汉语本体的变化渗透到了各个层面，成为汉语有机的组成部分(孙艳,2005)｡如果没有佛经翻译,就不可能有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首先,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音韵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建木在“佛教对于中国音韵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佛经翻译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四声,二是字母,三是等韵图表(杜爱贤,2000)｡梵文作为拼音文学,是很重视拼音的,而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六书略》说:“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是西域流入中土｡”翻译佛经时汉文梵文译者都难学对方的语言,前者是象形文字,而后者是字母文字,译者难以记忆｡于是他们根据梵文字母创造了汉字的拼音方式,业已证明汉字拼音的原辅音实际在梵文的影响下在唐代形成｡唐末僧人守温根据唇舌鼻齿喉五个发音部位,制定了一套共有三十字母的汉语辅音字母表,宋人增补为三十六个,形成了完整的辅音系统｡而陆法言的《切韵》和孙缅的《唐韵》又建立起汉语的元音体系｡因此,如果没有佛经文学的传译,就不可能有中国声韵学的形成和发展｡其次,音韵的另一领域韵律也因佛经翻译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最早的韵书有五声,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同时应用于汉语拼音｡但现代汉语中只有四声,那是因为到齐梁时沈约､周颙等人才把平､上､去､入正式定名为四声,其实这也是受佛经翻译文学影响的｡据陈寅恪先生说,“宫商角徵羽”是中国的本体,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入声最易区别,平上去三声分别是由于当时佛教徒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印度佛教“五明”中的“声明”,相当于今天的语言学)的三声(svara)相符,和入声相配,便成为四声了(马祖毅,1998:85)｡另外,佛经翻译文学也影响到了某些汉字的读音，这些汉字在佛教经文有专门的读法，它们所组成的词相对比较固定,如“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读námó而不读nán wú,“道行”的“行”读héng而不读xíng或háng,“迦叶”的“叶”读shé而不读yé,“般若”的“般”读bō而不读bān等等｡
二 ､翻译文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佛经翻译文学在词汇方面也对汉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促使汉语出现了大量新的汉语词汇｡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三万五千个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文学,除直接与佛教相关的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世界”､“五体投地”､“因缘”､“供养”､“解脱”､“意识”､“一尘不染”､“有缘”“回忆”､“玻璃”､“葡萄”､“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平等”,“空寂”,“迷惑”,“真实”,“圆满”,“心田”,“根机”,“刹那”等等,还在使用的源于佛典的成语和熟语如，“天花乱坠”(见《心地观经•序分》),“不二法门”(见《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不可思议”(见《大智度论》及《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盲人摸象”(见《涅经》卷三十二),“作茧自缚”(见《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见《金光明最胜王经》｡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已成为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汉语词汇的构成来看，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有五种情况:1.汉词佛意;2.意译词汇;3.梵汉合璧词;4.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5源于佛典的成语与熟语(杜爱贤,2000)｡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形成都与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分不开｡
同时,近现代翻译文学更加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许多概念是中国文言和旧白话中所没有的,近现代翻译文学带来了新词,极大地增加了汉语的词汇储存｡这些词汇不仅仅只是作为工具性语言的“形而下”的物质名词,更重要的是思想层面上的“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这些思想性词汇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但它不断增加新术语､新概念､新范畴,在旧语言体系中不断增加新质,后来的语言变革正是在近现代翻译文学的促进和诱导下发生的(高玉,2001)｡当然,我们今天使用的词汇中，有许多是经过考验､洗练， 然后沿用下来的｡最初通过翻译输入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是“生疏的，不顺的，但是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习惯，所吸收，成为自己语言的组成部分，再也不生疏，不‘不习惯’了,但是也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外来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经过译者的试用，但人们仍然感到‘不顺’，最后还是被踢开了”( 孔慧怡,1999)｡近现代翻译文学通过把西方语言内化为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从而建构了现代汉语,并从根本上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其坚实的基础就是由近现代翻译文学带来的以前文言没有的现代汉语词汇｡
三 ､翻译文学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
佛经翻译文学一个显著特点是应用平淡的语言,没有采用古汉语一贯的词藻华丽和严格固定的形式｡因此,当时出现了华丽､优雅的诗词形式和平淡､无影响的翻译语言形式同时并存的局面｡最初的佛经翻译文学开始出现如“用”“把”“将”“着”“了”“便”“就”等所构成的新兴语法成分,在整个句子中“之”“乎”“者”“也”“矣”“焉“哉”等汉语句子中常见的词则在佛经翻译文学中几乎找不到了｡佛经翻译文学中散文和韵文交错使用的活泼风格导致了唐代一种新型文体——变文的形成,并为汉语向口语化方向发展作了先期的准备｡同时,在佛经翻译文学中采用了大量的倒装句､提问句和解释性语句，并没有符合当时流行的骈文家的绮词丽句，这就给汉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模式｡例如,倒装､并列､重复现象以及长定语现象｡长定语现象是佛教经文的特征之一,翻译时仍保留着许多长定语放在被修饰之后的情况,出现较长定语无疑是梵语句子的影响,尽管今天我们仍把它作为一种翻译现象,但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它,并渐渐也可能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特征｡现在汉语中的这些修辞手法我们非常熟悉,以至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是几千年前的外来语｡另外,汉语的助词“于”字,在先秦两汉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魏晋六朝时的佛经翻译文学,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类句子｡这种用法逐渐形成了现代汉语中如“得益于他”,“取笑于他”的语法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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