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何逊诗的“清省”
作者：蔡爱芳
摘 要： “清省”是六朝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何逊诗中的清省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清淡和意境的清空澄明，他有效地消除了晋宋诗中常见的繁复现象，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
一、“清省”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杜甫评价何逊与阴铿诗说“阴何尚清省”。所渭“清省”，就是简洁明净，不芜杂，不拖沓。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仔细推究，这里面牵涉到诗歌发展史上较重大的问题。古诗除了乐府类，一般都是从一个具体事件中生发出来的，诸如游历、送别、聚会等等。因而诗中必然包含了对事件过程的叙述。但这种叙述成分太多，常会使诗变得平缓松弛，损害诗的形象性与抒情功能。从南朝到唐代诗歌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叙述的简化，形象与抒情的突出，以及各种因素有机的融合，使诗更成为“诗”。何逊便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在我国，从《诗经》到汉乐府，古诗主要出于民间。它们是口语化的歌唱文学，浅显明白、生动活泼，并具有明快而流畅的音乐节奏。这类诗歌抒发的感情是公众性的，不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建安时代，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一次文人诗创作高潮，诗歌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发生密切的关联，诗人在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化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文人诗的语言在转向精致、典雅、华丽的同时，每有繁复累赘的情形。大概而言，建安诗歌虽已渐趋华美，但尚多歌谣气息，至晋宋诗中这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名诗人中，像陆机、潘岳的“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颜延之的“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谢灵运的“冗长”(萧纲《与湘东王书》)而“颇以繁富为累”(钟嵘《诗品》)，可以代表总体的风尚。
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人对辞藻的耽迷和炫耀才学的心理；另一方面，所谓“繁复”、“冗长”不仅仅表现于藻饰，文人诗作中往往充斥着大量和自己密切相关的叙述与议论性的内容。若以潘、陆、颜、谢这几位在《文选》中最受重视的晋宋诗人为代表，无论是就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经历、生活遭遇发表感慨(如潘岳的《河阳县作》之类)，还是记一次游览的过程(如谢灵运众多的山水诗)，都要依着事件、思绪或两者交杂的线索，从头到尾一一道来。谢灵运诗典型的形态便是如此，起因、过程、结论，都是不可缺少的。过多的叙述和议论使得诗歌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线型结构，它的中心线索便是作者本人的行动与感受。在这种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诗人的在场。换句话说，诗人充分占据了诗歌的空间。
读者对一首诗感兴趣，是因为在它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包含了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情感的东西；凭借着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享有一首诗并在其虚想的空间中体会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的某一种状态。虽然一首诗的产生是基于作者的情感经历，但在阅读中它成为我们的经历；诗歌中必然包含着诗人所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细节，但只有这种细节有益于诗境的构成时，它在诗中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当诗人在诗中过度凸显其自身的存在、过度占有诗歌的空间时，就已经造成了对阅读的排斥。正是那些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而仅与作者有关的叙述、仅属作者的议论，造成了诗歌的闭塞臃肿，令诗境显得阻隔狭隘。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钱志熙先生曾指出，在我国古代诗歌史，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的原则，始终在起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的作用。个体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诗人独特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同时，诗歌毕竟是一种公共空间，它有赖于群体的共鸣，同样受到群体创作原则的制约。叙述的简化，首先表现在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谢朓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到萧绎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将“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缛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尤其是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其最终效果充分展现于唐诗之中。
南朝在这方面带来显著变化的诗人应首数谢朓吧。他的诗总是将叙述的成分尽可能减少，而最佳的写法是将必要的叙述融化在景物描写中。像《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开头：“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至于《和王中丞闻琴》则是更纯粹的诗境，一切可有可无的说明与交代全都省略了：“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气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之后何逊诗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陈祚明认为：“何仲言诗，经营匠心，惟取神会。生于骈丽之时，摆脱填缀之习；清机自引，天怀独流，状景必幽，吐情能尽，故应前服休文(沈约)，后钦子美(杜甫)。”的《望新月示同羁》开头四句完全以写景代替叙述：“初宿长淮上，破境出云明。今夕千余里，双蛾映水生。”两个月夜，既各自为一美景，又在对比中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旅程的漫长。
二、何逊诗的“清省”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清淡和意境的清空澄明
何逊于浮艳雕琢的齐梁诗风中，诗歌语言体现出清淡的特征。明人陆时雍说：“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因为写景“了无滞色”，融情于景，景中有情，读之才会有“殊不尽缠绵之致”的感觉。这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上，应该是一大进步。正是何逊等人的努力探索，才使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一步一步地登上唐代艺术的高峰。
在诗里，无论写景、抒情，何逊都十分注意用语的平易流畅。“扰扰见行人，晖晖视落日。天暮远山青，潮去遥沙出。”(《登石头城》)诗歌表达倦于游宦、疲于仕进的心情，“见”、“视”质朴无华，如其口出，传神地刻画出愁容不展、无精打采的表情。“远山青”、“遥沙出”简明扼要地描绘了日落潮退之后的远景与近景。“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日夕望高城，耿耿青云外……”(《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湓城、湓水相依相靠，举目而望，如在云外。陈祚明指出：“其声调则《西洲》之遣，迢忽无之，而言情亦切。”四句诗无一曲笔，尽为白描，城的地理位置及夕阳照耀下的景象十分清晰。“平生多意绪，怀抱皆徂谢。念此将如何，抚心独悲咤。”(《临行公车》)被迫赴任和壮志未酬的悲凉心情跃然纸上。前两句纯为叙述，一生的不平与失意尽现眼前；后两句均为抒情，沧海桑田的感慨扑面而来。语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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