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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背景下文人不同的心理倾向性
作者：陈 瑜
清照当年，一会又写及自身，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沉的故国之思与流离孤寂之痛。
除了这首《永遇乐》之外，刘辰翁尚作有《宝鼎现》《减字木兰花·乙亥上元》《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柳梢青》《卜算子》等几十首元夕词。大体而言，这些词作都透露出某种事易时移，时过境迁的感悟，表达了词人强烈的身世之悲与国破家亡的无限感伤。
三
细读这些元夕词，我们可以发现：刘辰翁虽有意地借李易安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但二人词中流露出来的心理倾向却颇有区别。而这种区别，正反映了南渡词人与南宋遗民词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微妙的心理变化。
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说明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常怀京洛旧事”而作的。李清照是经过沧桑巨变的。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人灭宋，俘徽、钦二宗北去。一一二九年八月，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又病卒。时金兵渡江南侵，李清照避乱流离于各地。一直到绍兴六年(1136)，始回临安。李清照经过十年的国忧家难，战乱流离，其心中的痛苦创伤是可想而知的。此词大约作于绍兴六年李清照回临安之后，因为就词中意思看来，写的是在南宋都城临安过元夕而对于北宋都城汴京欢庆元夕时的追忆。南渡之后，南宋王朝虽危在旦夕，但元夕活动却不亚于北宋汴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对此有详细记载，并说南宋“大率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一些南渡臣民在颠沛流离之后也淡化了当年的伤痛，所以每到元夕，照例要参与盛会。然而，对饱经离乱之后的女词人而言，似曾相识的情景不但无法消除她心中的隐痛，反而使她平添了更多的迷惘与痛苦，悲凉与落寞。“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这种突然而起的“忧愁风雨”的心理状态，深刻地反映了词人多年来颠沛流离的境遇和深重的国难家愁所形成的特殊心境。当前的良辰美景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昔日的繁华欢乐早已成为不可追寻的幻梦，“盛日”与“如今”两种迥然不同的心境，从侧面反映了金兵南下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词人相隔霄壤的生活境遇，以及它们在词人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历史的巨变、人事的沧桑，已经使她再也不敢面对现实的繁华热闹，在隔帘的笑语中，词人真正感受到的，是“风鬟雾鬓”的老境苍凉与“物似人非”的孤寂无奈。“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的凄凉，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体验和感受。可以说，在李清照的词作中，个人的潜意识中沉痛的身世之悲超越了意识层面上沉重的黍离、麦秀之悲。毕竟，南宋政权虽不得不偏安江南，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亡国。
而在刘辰翁的词作中，我们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充溢于词作的、深浓的故国遗恨。刘辰翁作元夕词时，宋朝完全覆灭，绝无复兴之望。不仅如此，元朝平宋以后，为防止人民反抗，长期实行禁夜的法令：“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这一禁令使得元宵灯会这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再不能正常进行，等于是取缔了元宵节。因此，宋亡后，那种“千门疑是繁星落，九陌不知明月高”的元宵盛况，一变而为“零乱遗钿空宿草，升平叠鼓散春涛”。元宵节，本是当时中原人民最重视、最喜爱的节日，却被元朝统治者强行禁止，元朝统治者对民意的任意践踏，给词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从而使词人对元宵节的怀念，普遍带上了一种难以道尽的感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刘辰翁元夕词中那种一片凄凉的词境当中。试看词中：“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禁苑”、“湖堤”在词人眼中只有娇弱、倦乏之感。事态变化之快，让人措手不及。面对这样的“断烟禁夜”，本无风雨(从篇首的“璧月”、“黛云”可知)的临安却像是愁云惨淡，风雨交加了，灯夕的冷落不堪，本来只应出现在风雨之夜，而如今却是因人事所致，此情此景，怎能不令词人愈加怀念起昔日“芳景犹自如故”的“宣和旧日”，怎能不眷念起故国故都来。在刘辰翁的其他元夕词作当中，这种凄凉的词境是一以贯之的。如《减字木兰花·腊月初晴月佳甚有上元花柳意不能忘情》：“腊销三五，月向雪山云外吐。烟水黄昏，梅柳依稀笛断魂。今宵豫赏，便作香尘随步想。莫待元宵，灯火零星雨寂寥。”又如《望江南》：“春悄悄，春雨不须晴。天上未知灯有禁，人间转似月无情。村市学箫声。”刘辰翁在描写这种凄凉时，又总是伴随着对往日盛况的热切向往。再看刘辰翁在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元夕之时所作的另一首元夕词《宝鼎现》：
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习习香尘莲步底。箫声断，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辇路喧阗且止?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滉漾明光连第，帘影冻，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肠断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乐指。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拥髻，暗滴鲛珠坠。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
刘辰翁作此词时，距宋亡已快二十年，词中用大量篇幅回忆宋代元宵节的繁华旧事，第一阕记北宋年间汴京元宵灯节的盛况。第二阕写南宋都城临安元夜的情景，虽说偏安一隅，却仍有百来年的“承平”，仍有值得怀念的地方。第三阕写作词当时的元夕情景，与前面所述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说那些无缘亲见当年元宵节的年少者们空白断肠，即便是“当日亲见《霓裳》”的年老者，又能怎样，还不是“天上人间梦里”，空余怅恨罢了。在抚今追昔之中，大有李后主“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可见，即使在宋亡近二十年后，刘辰翁的故国之思仍然十分的强烈。在刘辰翁的元宵词作之中，个人的身世之感更多地消融于对故国深深的悼念之中。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面对“国”与“家”时，始终将“国”放在首位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外化表现。
诚然，个人的身世命运，往往与国家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家”与“国”，个人与社会、国家，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地区分开来。但是，有的时候“个人”与“国家”的概念在文人的心理天平上常常是无法获得绝对的平衡的，他们的心理天平常常会在自觉或不自觉当中，倾向其中的一方。而这种倾向性的产生，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因素包括文人的文化修养、社会身份、身世经历、时代背景等。李清照与刘辰翁的元夕词中正表现了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性。我们无法，也没有权利、没有理由去评价他们这种心理倾向的高低优劣。更何况，他们的这种倾向性只是一种不经意间的、无意识的流露。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瑜(1979－)，福建泉州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学报编辑部助理编辑。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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