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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合是诗人未？
作者：陈 曦
然而，在执着于现实功利的人看来，高翔云端的诗篇是虚无飘渺、苍白无力的，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也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喑(口恶)叱咤”、“千人皆废”的项羽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言行竟会遭遇此等待遇。秦朝覆灭之后的项羽，虽然在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个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故而急欲结束厮杀征战的苦难，不愿让百姓因自己而卷入苦不堪言的持久战中。于是他向刘邦提议：“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项羽本纪》)刘邦对此报以嘲笑和拒绝。其实不止刘邦，任何一个计较政治利害的人都会对此加以嘲笑的，但察之以体恤民生的角度，项羽的这一做法所裸露出的赤子之心又是多么可爱啊!
鸿门宴中项羽本可以轻松杀掉刘邦，但他没有那么做，而是隐忍不发，放虎归山。亚父范增失望已极，喊出“竖子不足与谋”的愤激之语。后人也指责鸿门宴上的项羽十分愚蠢，认为他被狡猾的刘邦欺骗、愚弄而不自知。其实项羽未必不知刘邦的伎俩，他之所以不杀刘邦，是因为他觉得那么做有亏道义。高悬的道德星空被他所格外看重，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政客。或许他丧失了一次铲除敌手的大好良机，但另一方面，他却因此而护卫了他所坚持的价值准则。李贽之所以一再称赏项羽的“忠厚”(见其《史纲评要》卷五)，就是看到了项羽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喷涌出来的醇厚甘美的沧浪之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楚辞·渔父》)与项羽同为楚人的大诗人屈原，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的价值准则，谱写出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光的不朽篇章。项羽的人格高度固然无法与屈原相比，他也缺乏屈原上下求索的思想自觉，但作为反秦战争中最为勇猛果敢的战神，他对诗性精神的执着演绎也足以感人至深、流传久远。他在突出了垓下重围之后，谢绝了乌江亭长的好意，没有选择卷土重来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上演了自刎乌江的悲壮一幕。在吴汝煜看来，项羽的死是意义重大的：“是他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也正是由他自己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此说来，项羽的自刎与屈原的自沉不是具有同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性力量吗?
如果试图挖掘项羽诗性精神的成因，应该看到这与其不凡的出身是有着直接关联的。当然，血统的高贵与否与精神境界的高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古往今来的文献对上层社会荒淫无耻与丧尽天良的大量记述，即为这一定理的明证。但在贫富悬殊的古代等级社会之中，毕竟只有贵族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体系的最坚定的维护者。项羽为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据考证，项燕抗击秦军失败而自杀殉国时，项羽只有十岁。楚国的灭亡、家族的衰败固然使他不可能接受系统完善的贵族教育，但他的叔父项梁毕竟颇有其父遗风，有着不俗的胆略和见识，能在大泽起义后迅速成为统领一方的义军首领，项羽在他的羽翼下长大成人，当会接受其全方位的言传身教。项羽的学习范围不应仅仅限于剑术、兵法之类的军事范畴，还应涉及贵族价值观方面的内容。项梁会向他诉说家族的高贵与荣耀，会告诫他牢记乃祖的壮烈殉国，牢记国破家亡的血海深仇，从而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灭秦的使命，重振家族的荣光。雨果《九三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朗特纳克曾不无傲慢地宣称：“子爵先生，也许你已经不再知道一个贵族是什么样了。那么，请看吧，我就是一个贵族。请你仔细看看。这是很稀奇的；他相信上帝，他相信传统，他相信家庭，他相信自己的祖先，他相信父亲的榜样，相信忠诚，相信节义，相信对君王的责任，对旧法律的尊重……”项羽与朗特纳克虽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认同、遵循与其各自出身相匹配的贵族价值观方面却的确有殊途同归之处，所以即使一度是项羽的部下、后又投奔刘邦的韩信，也说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淮阴侯列传》)。刘邦的重臣陈平也承认：“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土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陈相国世家》)可见，不仅项羽的英雄气概是继承家族光荣传统的结果，而且他的诗性精神也源于其血液中凝聚的贵族情结。
还应看到的是，如果没有秦末那场群雄并起、天翻地覆的战争，项羽的诗性精神非但无从展现得如此酣畅淋漓，甚至有可能泯灭于一般贵族后裔破落、庸常的岁月中。是秦末战争，将项羽推向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巴顿说过：“与战争相比，人类其他一切活动都是无足轻重的。”在战争的暴风骤雨中，人类的才情与智慧、仁慈与残忍、良善与邪恶等，往往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与展示。对项羽而言，每一次诗性精神的闪烁，几乎都发生于战争环境下生死攸关的极限情境。有时，他掌握着别人的生死簿，比如鸿门宴上；但更多的时候，他被逼入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比如巨鹿之战、垓下之围、东城之战等。项羽顶天立地的英雄意志、震古烁今的英雄豪情、清醇透亮的人格境界，就是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战争背景下得到了荡气回肠的呈现。
然而，项羽毕竟无法获得“儒将”的头衔。在兵家领域大名鼎鼎的他，一旦衡之以儒将的标准，得到的却只能是批评或冷遇。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之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皆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贤大圣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他列举了许多自己激赏的古代将领，而项羽则未被提及。唐君毅在论述“中国之人格世界”时，也将项羽排除在“儒将与圣君贤相”之外。故而仅从司马迁对项羽的推崇与喜爱，似乎能够印证《史记》的“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但从儒家同样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诗性精神来看，人们又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儒家真精神的继承。项羽的慷慨赴死，与孔子所宣传的“杀身成仁”的人格教义，项羽的“伟丈夫”气概与孟子所揄扬的“至大至刚”的人格境界，其相通相合之处不是一目了然吗?享有“实录”桂冠的司马迁，在没有回避项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笔端含情地描述了这位失败英雄的诗性精神，并进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悖论：诗性精神固然感人肺腑，但与之如影随形的往往不是欢快的喜剧，而是沉重的悲剧。当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从不萎缩和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项羽的诗性精神及其所折射出的这种悲剧魅力，给予后人的便是这种意蕴丰厚的启示和振奋人心的感召。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曦，文学博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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