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此身合是诗人未？
作者：陈 曦
摘 要：享有“实录”桂冠的司马迁，在没有回避项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笔端含情地描述了这位失败英雄的诗性精神。探究司马迁何以从历史废墟中树立起项羽顶天立地的英雄塑像，不当忽略项羽拥有大气磅礴的诗性精神这一关键所在。
为了修正一代又一代的曲解，项羽的魂灵喊出了如下心声：
我叫项羽。这名字怎么看都像个诗人，其实我自己早就觉得是个诗人了，但没有人相信。……我到现在莫名其妙地成了戏台上的一个架子花脸。这让我沮丧，我极不喜欢那个怪异的脸谱。他让我想到神魔，而我是人，是个有诗人气质的男人，是出色的军人。
所谓魂灵纯属当代作家潘军的虚拟，上引文字出自于他的中篇小说《重瞳》。潘军试图在《史记·项羽本纪》所规定的史实框架内重新解读项羽，然而从他给予项羽“诗人气质”的定位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与两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灵犀相通。写作《重瞳》前潘军曾阅读《史记》与《汉书》，两相比较后声称：“我还是喜欢司马迁。”显然，他读出了太史公对项羽的偏爱，也读出了太史公笔下项羽的诗人气质。可以说，不是潘军而是司马迁，第一个揭示了项羽的“诗人气质”。以“解构”历史的先锋姿态面世的《重瞳》，其借题发挥的出发点实际上是由司马迁奠定的。
“霸王别姬”堪称整部《史记》最具感染力的场景之一。被围垓下的项羽，夜闻四面楚歌，不禁悲从中来，赋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竟会深陷如此困境，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无力保护。顶天立地的英雄气与沉郁悲哀的儿女情交织在这首小诗中，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力能扛鼎的项羽情义深长的一面。凭借这首足以使天地动容的悲歌，项羽赢得诗人的头衔似属理所当然。然而，在后世一些学者的眼中，项羽的诗人身份并不可靠。比如周亮工便认为项羽在垓下大战之际无暇作诗；况且即使作了，也无人替他记录。他推测这首诗“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如此说来，此诗著作权的归属便有两种可能：它要么是项羽悲慨难抑、勃然而发的“天籁”之作；要么是司马迁出于揣摩、想象的“代言体”。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均显示了司马迁试图彰显项羽之诗性精神的努力。
一般说来，称某人具有诗性精神，不仅是说他能够以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表达生命感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物质形态以追求某种精神价值。汉高祖刘邦虽然在打下江山、衣锦还乡之际吟唱出了气势不凡的《大风歌》，但依据司马迁的描述，此人却不具备诗人的气质，也不配拥有诗人的桂冠。他的无赖作风与痞子腔调，他的动辄毁约的不讲信义，他在兵败溃逃时多次将亲生子女抛于车下的自私，他在其父面临烹杀险境时的冷漠，他以莫须有罪名对功臣实施的大力捕杀，他将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产的物质欲望……被《史记》的浓彩重笔详加铺陈的这一切，表明刘邦心中不曾为精神价值留下些许空间。尽管他的政治举措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诸如入关之后的“约法三章”，诸如立足关中、向东推进的政治规划，诸如对人才的吸纳与重用等，但是这些堪称高瞻远瞩的大手笔，笔锋所向无非是那只奔跑跳跃的中原之鹿。至于安顿并滋养人类魂灵的精神家园，至于先哲所揄扬的仁义道德之类的人格操守，他是弃之如敝屣的，所以他才会做出“溲溺儒冠”的标志性举动。当然，一旦意识到儒术可以成为其争夺鹿鼎或守卫天下的手段时，他也会改变其轻慢狂妄的态度，只可惜这种改变与精神境界的提升是毫无关联的。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人，却最终在楚汉战争中笑到最后，得意洋洋地登上了刘汉王朝的皇帝宝座。试图“通古今之变”以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司马迁，面对这种结果感到困惑、无奈，只好连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秦楚之际月表》)
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司马迁是否希望楚汉战争走向另外一种结局呢?令人感慨的是，人们从《史记》当中无法看出这层期待。因为项羽距离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帝王形象有着不小的距离。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在《史记》中的形象定位，几乎都来自于先秦儒者的描绘，反映了司马迁对儒家所设计的政治蓝图的心向往之。将项羽的作为与上述圣王的事迹略作比较，便能看出项羽的一些致命缺憾。其中最为人诟病的还不是他落后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坑杀二十万秦卒的暴虐，这种行径与儒家的仁爱精神是大相径庭的，是他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污点。
缺憾如此显著的项羽，还是汉朝开国之君的死对头，如果他遭遇西汉史家的恶魔化处理，或干脆被掩埋于历史的瓦砾堆中而从此湮灭不闻，倒也不算稀奇，因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不知歪曲并遮蔽了多少曾经一度风光无限的历史过客。然而司马迁却打破了这一逻辑，他不仅让项羽跻身于《史记》“本纪”的行列而与西汉帝王并驾齐驱，还铺陈了项羽身上颇具感召力的诗人气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存在的条件是，构成历史的行为必须震动历史学家的心灵。”只有这样，历史才“有意义而非空洞的回声”。探究司马迁何以从楚汉战争的历史废墟中树立起项羽顶天立地的英雄塑像，不当忽略这一关键所在：项羽大气磅礴的诗性精神深深地震动了司马迁的心灵。
诗性的光辉闪烁于项羽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之路。在这个“才气过人”的男子汉胸中，积蓄着汹涌澎湃的万丈激情。他痛恨不可一世的暴君秦始皇，豪迈地声称：“彼可取而代之。”(《项羽本纪》)这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如出一辙，均可视为浪漫而坚毅的楚国民风的典型写照。反观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高祖本纪》)的感慨，两种不同的对权力富贵的人生姿态彰显无遗：一个是轻蔑，一个是歆羡。轻蔑者凸显的是精神尺度与人格力量，歆羡者则暴露出世俗欲念的蠢蠢欲动与勃勃野心。
巨鹿之战锁定了大秦帝国的败局，项羽凭借此战树立了他的赫赫声威与崇高地位。大战之前，项羽发动兵变，果断地杀死楚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宋义。在司马迁笔下，宋义如此下场实属罪有应得。此人既出于对强大秦军的畏惧，也出于“先斗秦赵”以坐收渔人之利的自私，拒不实施北上救赵的军事部署，不顾赵军命悬一线的危急形势，令大军止步于安阳，按兵四十六日不动。当是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宋义却“置酒高会”，“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项羽是激于义愤才除掉宋义的，而从楚军将领“皆慑服”以拥戴项羽的反应中，也可见此次兵变的人心所向以及项羽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
巨鹿大战中，项羽以破釜沉舟的方式激发起楚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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