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沉寂乡土的痛
作者：徐继东
摘 要：文章通过两性生存的悲剧意识来解读《为奴隶的母亲》，展示在传统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浙东乡村相对封闭与沉寂的生存状态，以对男性人格的矮化与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的分析，揭示文化负累是造成作品人物悲剧命运的重要成因，以及作家独特的悲剧意识与文化思考。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以质朴的笔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痛怵的时空场景，控诉了在上个世纪曾经盛行于浙东农村的“典妻”制度。随着纪念柔石百年诞辰，央视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荧屏，主演何琳凭借着在剧中出色的表现，成为首位获得国际艾美奖的中国演员，使得这部作品在新世纪再度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历史文化负累的解读与生命本体关怀的阐释，使这部作品在今天依然有强烈的震撼力，尤其是虚化背景下两性生存的悲剧胶着。
一、乡村的沉寂与男性人格的矮化
1．沉寂乡土的文化喻象。乡土文化的封闭发展构筑了人们的特殊心理，在“中”的自得与“圆”的封闭中消极地隐忍而居，新的时期，不能从固有生存状态中破茧而出，兼容并包，那传统的乡村只能不断地沉寂。《为奴隶的母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微观的乡土生活模型，与变革世界的隔绝，落后的婚姻生育观念，尤其是生存压力的转嫁使女性的人身权利与生存尊严被剥夺殆尽。在断裂的社会形态中，封闭环境下的无序状态使得乡土生活与伦理结构迅速地走向崩溃，作品将其所描绘的男性形象也都抽象成为一种符号。“皮贩”就是众多普通乡民的缩影，作品并没有直接描绘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生存空间的紧张，只是寥寥几笔写出了愚弱国民的境遇转变，“然而境况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穷困之中他丧失了生存的能力与自尊沦落成为取笑的“黄胖”，乡土国民的勤劳、善良、淳朴再也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一丝痕迹，毫无人性的溺子、出典妻子也无力维系最基本的生存。“秀才”，作为没落的文化制度的遗迹，不再粉饰为封建时期的乡绅，而是彻底放弃维护乡土伦理、承袭文化传统责任，在封闭环境中苦苦维系着权力文化网络的核心地位，甚至不惜践踏人的尊严与最基本的权利，以“典妻生子”的生殖方式试图改变该阶层权力的延续困境……作者为我们展示的这个乡村模型及其发展的终结无一不在预示一味地沉寂保守自我封闭，只能逐渐自我终结。
2．男性人格的矮化暗示传统农民文化性格的全面萎缩。传统的农民文化性格是与封闭乡土的生存背景紧密相连的。作为封建宗法核心地位的男性群体在作者的笔下一步步向生物存续的最低层次倒退，是非感、同情心也随之丧失，残存更多的也只是那些腐朽的基因，所以作者将男性人物处理为人格的矮化，而对弱者的戕害恰恰是男性孱弱的表现。“皮贩”在生存绝境中将自己的道德感、责任感丧失殆尽，他用热水杀害了自己刚出世的女儿，他以打骂儿子发泄着自己的情绪，他无力改变与反抗，甚至连死的勇气也没有，唯一可以彰显男性权力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妻子，于是就将她像物品一样出典给别人作为生育的工具，尽管他还在借以宗法制男权核心的地位滥施自己所谓的权利，伤害身边的女性，尽管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地域中男性仍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权利的显现、地位的确定却缺乏一个有效的表现途径。然而生存困境还是把皮贩的男性尊严的面具彻底撕下，在秋宝生日时他也来道贺，还借钱买礼物，为的竟是从被出典妻子这里再获得些维系生存的经济来源。“秀才”，这个男权家族形式上的统治者，享有特权，却不得不为阶层的继承人所担心，在这个封闭的家庭中也始终以孱弱的形态出场，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妻子，典妻生子却不敢有自己任何的情感偏向，仅仅是出于对子嗣的关心，秀才对怀孕的妇人刚表示一丝的关心，就招来秀才妻子“婉转的冷嘲与热骂”，“秀才也带衣服坐在床上，听到浑身透着冷汗，发起抖来。他很想扣好衣服，重新走起来，去打她一顿，抓住她底头发狠狠地打她一顿，泄泄他一肚皮的气。但不知怎样，似乎没有力量，连指也颤动，臂也酸软了”，斯文的虚伪外表下有的只是物欲支配的自私与残忍。当女性以被动的附属心态把自己的忠贞和命运捆绑在绝望的生活链条中的时候，男性却因为心理优势的失衡和生活支配权利的缺失淹没了最后的爱与善，并最终走向崩溃和疯狂，进而逼迫、伤害乃至残害女性成了他们显示淫威的唯一手段。可这恰恰反映了以此为代表的落后的农民文化性格的全面萎缩并导致民族创生能力的退化，作者的这种表述也许是对传统民族文化自救的良苦用心与自己的思考吧。
二、古老的宗法观念与女性自我意识的消失
1．传统的宗法观念对女性的禁锢。在漫长的封建文明下，中国女性受到的待遇一直是最不公平的，在以男性话语为核心的强制状态中女性更是受到所谓“夫权”的压迫，处于乡村的妇女就是在这种压迫下以自己灵与肉的苦痛记录着生命状态的沉重。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透过女性，将宗法制度下的沉重尤其是对女性的禁锢给我们以揭示，在悲剧塑造中显示人道主义的情怀。在小说里，作者把男权社会下女性极端的人身依附作为表现重点，并以女性沦为交换物与生育工具这一状态中的受虐与自虐来表现。女人从出场开始就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只能以孩子的母亲作为存在的唯一符号。当丈夫以一百块大洋将其出典，尽管她“简直连腑脏都颤抖”，可生存的压力磨尽了她全部的意识世界，面对夫权只能是默默地承受一切。皮贩一句“倒霉，我也想到过，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今年，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将出典妻子转化成为“合理”，处于弱势的女人在夫权的禁锢下只能以眼泪来流露自己的软弱与绝望。女人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生育的工具与交换物，为此她承担了种种人格的屈辱，在秀才家里留下了所谓传宗接代的种子，随之她也丧失了利用的价值，被再次残忍地剥夺了当母亲的权利，“总是前夫和你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秀才以两块钱将妇人三年的时光作以终结，两个孩子，两难选择，也没有权利选择，妇人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所谓丈夫的身边。
2．稳定文化状态所产生的惰性使女性丧失了自我意识。传统文化背景下处于尴尬地位的女性，在漫长的被动生命形态中逆来顺受，在痛苦中迷失，对于原因的茫然使得“命苦”这个词语成为善良女性不幸归宿的自我解释，借以回避面对内心的焦灼。在小说中，性别的意识逐渐在错位生活中淡化，作者以他的情感关怀描述的不再是个别女性的不幸遭际，而是一种可怕轮回的延续，使女性的悲剧不再停留在个体的层面，给我们展示了丧失了自我意识的群体所延续的乡土世界的痛，就像小说的结尾写到“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长的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女儿被丈夫残忍地杀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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