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作者：王卓斐

么?卡勒首先将文学定义为一种机制。不过，这种机制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文学具有一般机制的特点。它产生于社会运行程序，存在于众多的法则、惯例中。就文学创作而言，就需要其依从现有的格式进行。要写出看起来像十四行诗，或遵循小说传统的东西，就必须遵从一定的格式规则。但另一方面，文学机制又有其特殊性。原因在于这种虚构的机制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这种讲述一切的权力，不仅指社会机制授予讲述者的权力，或社会、法律、政治赋予文学的保障，也指语言自向所具有的力量。语言的踪迹运动不断将此在因素和缺场因素同时纳入我们的思虑范围，从而既保留了刻在文学话语中的‘原创性’，又将‘可重复的’一般性引入话语中”。因此，文学既在又不在法则的控制之内，它既是彻头彻尾的传统程式的代名词，又是十足的制造混乱的代名词。
　　文学机制讲述一切的特殊性允许文学可以摆脱、置换规则，从而去制定、创造甚至怀疑一切传统程式。但是解构的目标是彻底消解既定的法则，“机制”本身确定性的含义使文学还是未能冲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牢笼，留在了传统的框架内。卡勒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临近末尾的“述行语言”一章中，他对文学重新作了厘定，得出了更为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论断：文学是一种行动!卡勒的这一论断是根据其解构主义语言观作出的，或者说，是其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延伸。作为语言的主要类型，述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作为行为的可重复性。语言可以被重复，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包括在“非严肃”的情况下被引用、重复，通过重复已经形成的推论事件或行事方法完成一个行为。从此意义上说，语言本质是述行的。因此，“具有重复的可能性正是语言的根本，而述行语言尤其如此”。但同时，述行语言又具有使其成为某种行为的“创造性”或“原创性”的一面。它要通过修辞的手段，运用语言学的范畴削弱自身的稳定性、可预知性，不仅重复再现世界，而且要创造事物，组织世界。因此，在语言尤其是述行语言身上，存在着独特的不可重复性与可重复性这两种奇妙的组合。卡勒接受了以上述行语的理念，借助它来描述文学的特点，认为文学也可以视为一种述行语言，因为文学“是在用语言改变世界，使其列举的事物得以在存在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首先，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制于社会的和语言学的程式，因此具有重复性、一般性，可为人们读解。但同时，文学又像述行语言一样不指涉先前事态，而是创造它所指的事态。比如创造角色和他们的行为，产生思想和观念，不断的分解组合使事态本身不断地获得了原创性和独特性。可见，文学表面上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实际是一种行为，一个行动。在行动的开放性效应下，“文学是什么”本身应具有的限定性、排他性最终得以消除。与体制说相比，文学行动说虽重视传统，但更强调超越和突破，更富前瞻性。
　　从卡勒对“文学是什么”的阐释来看，他对文学问题的思考是对先前“理论是什么”思考的延伸。没有对形而上思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警惕，没有解构式的语言观和世界观作为其内在的理论支撑，他也就无法对文学做出这样一种既充满矛盾，又能容纳各种矛盾的解说。作为解构学者，卡勒谈文学不离文本及其阅读。因此，随着“意义是什么”的发问，他自然将矛头指向了文本的解读。
　　在文本可读性问题上，研究者存在较大的分歧。耶鲁学派热衷于通过批评文本，或论证文本因自相矛盾、自我解构而不可读，或论证文本是早已解体的碎片。关于文本的不可读性，米勒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在《史蒂文斯的石头和作为治疗的批评》中，他认为批评过程是一个生产失败的过程。读者总是试图把自己的阐释建立在文本内的因素上。然而，他总会发现立论依据在修辞的游戏中完全崩溃。与之相反，卡勒是承认文本可读性的。他认为，文学交流的一条根本程式，就是参与者的相互配合。而要做到相互配合，关键在于文本应具有“可讲性”，即文本的可读性。但同时卡勒也并未忽视文本的不可读性的存在，正是它导致了读、写传统界限的消失，令读和写有了不同的含义。比如，一部现代主义小说的歧义性导致不可读，从而鼓励读者创造和生产意义，于是便有了“可写性”。卡勒将可读性文本引起的阅读称为诗歌学阅读模式，而将不可读性文本引起的阅读称为解释学阅读模式。
　　诗歌学阅读模式和解释学阅读模式在卡勒理论中何以能同时存在?它们之间有何关系?卡勒认为，“诗歌学以已验意义或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请注意，在这里，卡勒用了“新的、更好的”修饰词，可见，他是承认传统意义的存在的。解构总应有其可供解构的对象或目标，也就是说，要先树立一个批评的靶子。如果没有诗歌学批评这一基础环节，如果文本不是在传统意义上可读的，解构批评便无从下手。解释学阅读模式具有生产性，但总应有其媒质，不然就不会播撒和增殖。因此，诗歌学阅读模式作为媒质对阅读起到了一定的限定作用。
　　诗歌学阅读模式的立意不是创新，而是力图发现文本是可读的、可理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沟通，通过一种普适性的方法，找到文本的确定意义。它强调的是读者或作者在与文本接触时具有的确切知识。然而该阅读模式虽被纳入解构批评中，但毕竟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步骤。卡勒更为关注的是第二种阅读模式——解释学阅读模式。这是一个涉及“关于”的解释游戏。在其中，意义不是显而易见而是需要猜测的。卡勒指出，在这样的游戏中，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如体力得出答案，如何处理文本的细节，使它与你的答案相关。必须就具体场景，或者几行文字如何支持某个假设进行论证。你不可能使一部作品表示一切意义，关于意义的争论永远存在，而且永无定论。卡勒认为，如果一定要对意义作出限定而寻找一个总的原则或公式的活，或许州以说，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而语境本身又无限定，在理论话语的压力下，它永远是变化不定的。我们看到，既然充当限定的因素本身失去了规定性，又如何去为被限定的事物寻找恒定的解释呢?这样一来，卡勒借此将阅读焦点由最终意义的发现转移到了阅读本身所获得的愉悦上。虽然赖以发现意义的语境变成无限大，虽然失去了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依靠而不再与作者沟通，人们阅读时会感到文本的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读性，以至产生厌烦的情绪，可文本中又包含着极度的诱惑。我们虽无法避开厌烦，但厌烦距狂喜不远，它是从愉悦之岸眺望到的极乐。
　　卡勒认识到，解构运作要想完全逃离传统是不可能的，会与遭遇解构的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面临同样的问题。“理论”、“文学”、“意义”与其所属传统是不可全然断裂的。于是，他设法从旧有结构中寻找薄弱环节或突破口，以确定颠覆的策略。至此，卡勒解构主义文论思想的实质已昭然若揭：这显然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传统内部实行突破的策略。卡勒对三个“是什么”的阐释是依据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设想进行的，可最终却证明了它们无法完全置于传统观念的控制之中。
　　解沟主义历来被视为一门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学科。但卡勒不同，他说了，说得铿锵有力，充满自信。不但说了，而且身体力行，在文论领域进行了可贵的实践。在阅读《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你会感到卡勒的思想极富跳跃性，有时似乎不经思索，便直达结论，而这恰好为读者参与留下了空白与盲点，留出了游戏的空间。加入这场游戏吧!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本“可读”的书，更是一个“可写”的文本!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王卓斐，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读罗英《发》
　　你将那么密的
　　夜
　　梳成
　　发的模样
　　梳成
　　被黑所淋浴的
　　一朵哀愁
　　听风在发丛间奔跑还
　　渴望种植一畦
　　玫瑰色的
　　死亡
　　烛光流过来了
　　流进温热的发
　　是血的脚步
　　那样
　　烛光流进来了
　　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某种意象，写之吟之，便成了诗，这种创作意图，若无奇趣，就容易俗套。这首诗写女人头发，在平淡中暗喻人生的一些感触。以夜喻发，以发衬夜，烘托出“烛光”与“梳成”的温暖，把情感的温柔隐藏得很深。这种含蓄，是现代诗惯用的手法。此诗从小处着手，但构思独特，值得借鉴。
　　(杨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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