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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和谐人格境界的审美维度
作者：高 文
三
陶渊明对和谐人格境界的追求，再则表现在其诗歌审美观照的过程中。通读其田园诗，我们随处可觉察到那种“坐忘”与“心斋”的意念。陶诗的境界表现为深邃的“物我冥合”、“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
《庄子·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境也。”陶诗所以能达到平淡自然的境界，正是受到庄子物我同一思想的浸润。在审美观照过程中，诗人保持虚静，忘掉作为审美主体的自我，从而进入审美情思的自由驰骋之中，达到“身世两忘”、“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而这种思想更早就已出现在《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中国古代诗人普遍接受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而陶渊明对儒、道、玄、佛、侠思想兼容并包的汲取，是最得其要义的，表现为对和谐人格与和谐生命境界的强烈追求。
魏晋时期，还是自然意识的觉醒和人性意识觉醒的阶段，也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自然人格生成从而进入文学自觉的阶段。宗白华曾说：“自魏晋六朝以来，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理想。”这种新的理想，是指主观个体对客观外界产生的主观感受，对事物的审美情态作移情表现。陶渊明的田园诗就是这种新的理想的代表，它们开始表现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和自然观，即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
陶渊明对和谐人格境界的追求，也表现在桃花源的美好理想中。陶渊明一生几次出仕，几度归隐，“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个人生活经历，“士不安居，民不保生”的社会现实，使他在“名教”与“自然”之间，表现出内在性格的矛盾与人生！择的彷徨。与此相联系，魏晋玄学以“自我超越”为核心的人格主体意识，它在保留物我差异的前提下所追求的“我”对“物”的绝对主体性和超越性，则构成了陶渊明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深层根基。
《周易·大传》中曰：“君子敬德修业，欲及时也。”陶渊明身逢乱世、欲有为而不能的人生经历，使他那与生俱来的“爱丘山”的本性展露无遗。他以一种超脱世俗、清逸率真的名士风度去躬耕守拙，“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他虽然走了一条与仕途决绝的归隐之路，虽然一生穷困至于乞食，但纵观他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着，没有丝毫的颓废与凄恻。“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语俗而意雅。恰见去忙就闲，一一欣快；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紜{1}在劳动中，他发现了田园之美，第一个把劳动美写进他的田园诗中。
相比较而言，儒家注重的是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关注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而道家则注重的是个体心境的淡泊，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陶渊明把自己对儒道两家和谐社会的憧憬与追求，幻化为桃花源的理想，一个幻美的乌托邦世界，构建起一个美好和谐的“桃花源”世界。在这里，既没有战争，也没有骚乱。在这里，既没有等级，也没有剥削。在这里，民风淳朴，个个都是古道热肠，处处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社会图景，正是诗人追求富足、祥和、安乐生活愿望的反映，也是作者用以对抗和批判黑暗现实社会的一个理想社会。
五
陶渊明对和谐人格境界的追求，还表现在他阔大的博爱情怀中。陶渊明十分重视和谐的孝友门风，对至亲至爱的亲情与真挚善良的友情都心存笃厚，表现出一位仁义之士的君子风度。
儒家美学最为注重的是伦理政教的和谐之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把和谐提到了与“仁”等同的高度。《礼记·乐记》中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可见，和谐乃“仁”的前提条件。孔子认为，实现家庭和谐关键是要做到“孝悌”。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此，他要求弟子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紝{1}。在《孔子再评价》中，李泽厚先生将“仁”分成四个层面，其中，氏族血缘关系是孔子仁学的现实社会渊源，孝悌则是这种渊源的直接表现。
陶渊明上孝下悌，慈妻爱子，在贫穷困窘中尽享天伦之乐。这种情愫在他的诗文中俯拾皆是，如“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一欣侍欢颜，再喜见友于”，“稚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即使在最为艰苦的日子里，陶渊明仍对子女充满了爱怜与慈祥：“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所以，在陶诗的自然图景中，展示的是人格与人情。他在《祭程氏妹文》中云：“嗟尔与我，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常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在《祭从弟敬远文》中云：“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葛，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关以颜。”
陶渊明不仅对自己的亲人至情至爱，而且对别人的孩子也怀着一颗深刻的同情与恻隐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这种精神理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一以贯之的。据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为彭泽令时，“不以家累所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外，我们在《和郭主簿二首》《和刘柴桑》《赠羊长史》《酬丁柴桑》《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等赠答诗中，也会深切地感受到陶渊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及同僚间真挚往来的浓浓友情。清人陈廷焯云：“渊明之诗，淡而弥永，朴而实厚，极疏极冷极平正之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紞{1}
总之，陶渊明经历了一个由自足而趋于贫困以至于乞食的过程，他在隐居生活中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山水田园中陶冶性灵，在躬耕耘耒中抒写真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求得了独乐其志的精神自由，体现出对和谐人格审美境界的追求和积极的人格意识的觉醒。刘熙载说：“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紟{1}陶渊明人格的最大魅力在于：他从容于田园之中，活出了一个自由本真的自我。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资助项目（05YB139）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高文（1966年－），江苏徐州人，文学硕士，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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