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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和谐人格境界的审美维度
作者：高 文
摘要：和谐，是中国文化审美视野中的基本思想之一。和谐思想，自孔子以下，已经建构起一种人类生活的原则体系，一种封建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陶渊明对儒、道、玄、佛、侠思想精髓兼容并包的汲取，是最得其要义的，表现为对和谐人格与和谐生命境界的孜孜以求。其审美维度包括田园诗主题、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生命意识、诗歌审美观照过程、桃花源理想与博爱情怀。
和谐，是中国文化审美视野中的基本思想之一。翻开中国古代的群经要集，我们便会搜索到无数有关“和谐”内涵的思想因素。《周易·大传》中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唐、孝、友。”“以乐语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护、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礼记·乐记》中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谐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郊特牲》中曰：“阴阳和而万物得。”而《中庸》开篇就告诉我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吕氏春秋·大乐篇》亦云：“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谓也”等等。从上述系列“和”概念的提出可知，“和”是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理想的审美境界，形而上的追求是其宗旨。“和谐”的涵义十分丰富，包括温柔敦厚、中庸之道、中和之美、谐调适中、刚柔相济等思想内涵。
上述《礼记》等群经要集中所述关于“和谐”的思想，自孔子以下，已经建构起一种人类生活的原则体系，一种封建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王国维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何谓境界？境界揭示的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髓，是中国古典艺术具有永恒魅力的源泉，而和谐的人格境界则表现为人在天地自然之中所化育出来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和谐思想，因此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思想，并对中国封建士大夫如陶渊明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陶渊明是汉魏六朝八百年间的一位杰出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陶渊明的田园诗，以乡村田园为讴歌内容，情思邈远，思接千载，心境旷达，意趣幽玄，体现了他对和谐社会的无限向往，对和谐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
陶渊明对和谐人格境界的追求，首先就表现在其田园诗的主题上。他所以！择田园作为诗歌的内容，自然是为自我的思想情感找到一种载体，一种寄托。但他又在“观”的过程中将自我主体融入到自然客体中，所谓“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①。陶渊明躬耕田园并歌咏田园风物，与田园结下不解之缘，并发而为诗。
陶渊明的这种情感的形成，脱离不了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脱离不了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潮与玄学语境。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巨大转折。
魏晋时期，哲学思想多元而复杂，儒家思想失去了统治地位，名、法、道、佛各家学说都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道佛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②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剧烈撞击，出现了新的哲学思潮——玄学与清谈。魏晋玄学是一种以道为本，以儒为末，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的价值观念体系。③
玄学张扬体任自然，超乎世俗，希企隐逸，它既要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又要在表面上维持名教的正统地位，它使中华民族的理性思辨内容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魏晋时代不仅是一个玄风盛行的时代，而且佛教和道教同样盛行，尤其是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玄佛合流”的思想发展大趋势。这种建立在“自然”与“名教”矛盾基础上的“自然”本体论，正是陶渊明人生哲学的根本依托。
从以上所述可见，魏晋以来，儒、名、法、道、佛家思想及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它们势必会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势必会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封建士大夫的主体人格产生巨大影响。那么，陶渊明的意识品性是如何构建的？如何解读其多重性？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聚讼纷纭。关于他是儒是道，自古及今便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他“堕老庄”，有观点认为他“可推圣门弟子”，有观点认为他“实外儒而内道”，还有观点认为他“是内儒而外道”。例如：朱熹说：“渊明所说庄、老”④；朱自清说：“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⑤；梁启超说：“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的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⑥；鲁迅说：“他并非整天整夜飘飘然，这‘猛志固长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⑦；陈寅恪说：“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⑧陶渊明的“外玄内儒”是一种以养真守朴为价值目标，以安贫乐道为内在修养，以身融自然为生命依托，三者紧密交织互为依存的人格框架。⑨
上述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认为，陶渊明的意识品性是儒、道、玄、佛、侠等多极构建的一个思想体系，是杂取各家之长而以儒、道两家为综的兼容并包，只是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各有侧重而已。陶渊明的人格是有着儒家的“济世”与“固穷”、隐者的避世与“出世”、道家的超然与自然、侠士的重情与仗义、文人的漠然与傲然等多重性的独立人格，多重复合型和谐人格构成了他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二
陶渊明对和谐人格境界的追求，其次表现在陶诗中所蕴涵的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和谐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而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中国古代生命意识，既经历过广泛的感性体验，也作出过深刻的理性思考——不仅眷恋于个体生命独特的存在和完满，而且善于发掘个体生命浑融于人类群体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标举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主体性品格，而且格外珍惜人类与自然亲和无间的关系，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⑩
从年轻时候的要有所为到后来的无所为，是陶渊明坚持人格节操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儒家所称道的“三不朽”的价值观。“立德”是指创制垂法，遗德泽于无穷；“立功”是指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则是指树立精要不朽的言论和学说。儒家强调社会关怀和道德义务，要求个体通过人格的自我完善，担当起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可以说，儒家经学决定了陶渊明建功立业的理想，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服膺儒家学说，得儒家的真传，是一个有着济世安民思想，曾一度壮怀激烈、志逸四海，渴望有所建树的儒者。他的《拟古》其八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洲”的胸怀与气魄；他的《杂诗》其五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的苦闷与叹息；他的《读山海经》其十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慷慨与不平。他不仅有志士的胸怀，而且有豪侠的气魄，从年少时的“猛志逸四海”到年迈时的“猛志固长在”，反映出有一股济世的暖流一直贯穿于他的一生之中。诚如明代梁峤所说：“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但陶渊明又非常注重精神上的超然自适，他的超然是对未被异化的自然生活的向往，是对和谐人格境界的追求。陶诗除了正面咏叹时光飞逝、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直接抒发世事飘忽、功名蹉跎的忧伤情绪，反复诠释深沉执着、心向往之的回归意识外，还常常将这种意识和情绪加以侧面的渲染和间接传递，使之更加含蓄隽永、深沉醇厚，从而产生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哲理穿透力。他的咏史诗所蕴涵的深邃的历史意象，他的饮酒诗所体现的旷达率真的生活意象，他的田园诗所流露的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和谐意象，都是他浓浓的生命意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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