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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作者：王进庄
三
《山乡巨变》在三个方面展示着对乡土民间怀旧的认同书写和私有制批判的时代共名的双重视角和复调叙事，构成极大的文化张力。
第一，权力阶层出现两种品格的合二为一的领导者形象——既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又是新型国家政策的温和批评者。支书李月亭作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代言人，在老百姓的心中威信高，是民间社会的利益代表，同时又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在民间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他成为上层和民间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涉的中介，但两种身份有时会带来矛盾和错位。他在“右倾机会主义砍合作社时，他也跟着犯了错误”，被讥为“小脚女人”，但他不以为然，他说：“我气什么？我只懒得气。小脚女人不也是人？有什么气的？”乡村的政策日趋激进，把人的能量强调到一个过分的高度，如为了显示合作化的好处，半夜三更起来与单干户菊咬一家比赛挑河泥，“雨天也当晴天干，晴天一天当两天”地搞生产。他对党中央满怀信赖，加强学习，越来越“哲学”了，但也从乡村生活经验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求稳不求快，乡村精英的智慧对新型国家的激进政策充满着焦虑，在大势所趋的革命进程中构成一种温婉的批评，与县委书记朱明的教条主义]绎政策形成对比。
“小脚女人”是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批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宣部《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相当长的时期作了说明”：“大约是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这之后中共中央对合作社的规模和发展计划到底是“停、缩、发”还是加快发展，有过几次调整。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带有方针性的变化。针对邓子恢对合作化运动的“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意见，毛泽东在同年七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一开头就批评：“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之后，全国随即开始了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批判“小脚女人”，开展所谓“反右倾”的斗争。《山乡巨变》上部一九五八年出版，但作家还是充满温情地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特别是强调了李月亭的“慢性子”，即求稳不求快的工作方式，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从萧祥是“一个圣贤”，“一个一切都为工农大伙，不顾个人利害的好汉”的完人般的领导者到李月亭这样一个犯过错误还保留异议的乡村领导者，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作家从母体（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国家政策）中撕裂出来获得个体性体验的疼痛和孤独感，也不难体会到作家那从疼痛中升华出的对母体依恋的强烈渴望。
第二，疏离于民间生活经验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权力化和制度化与民间生活的逆向展开。新的国家政策和农民的个人生活经验、耕作方式和生活希冀之间产生的冲突，集中在对土地和财富观念的差异上。从合作化开始，公有制一统天下是以“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主要特征，没有给个人的私心私欲留下任何空间，个人的发家的物质梦想遭到严重打击。作品的隐性结构是农民从分到土地实利思想得到振奋到“斗私”痛别土地的一场幻梦。合作化运动开展后，刘雨生、李月亭等干部的家里闹开了，中农“怕吃亏”咬牙打定主意单干，贫农也有顾虑，物质利益的得失成为衡量入不入社的标准。“正是看到了农民的物质性以及他们高度的物质财富焦虑和渴望，乡村革命者所采取的革命方式就不可能是‘脱物质’、‘超物质’的纯粹革命理论教育和灌输，而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物质的极大丰富来吸引农民，用单干不能保障他们发财致富的历史来启迪他们，用合作后的种种物质好处来打动他们。”用物质的好处来达到消灭私有观念的目的，既尊重农民的物质追求，又符合新的国家政策对农民精神层面的设想。逻辑上的悖论，扩展着作品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深度。但菊咬这样的顽固户，最终还是屈服在新的权力体制下。政府在“肥料方面，石灰方面，农药和新的农具方面”，“先尽社里”，“私人买不到分毫”。小说下卷菊咬作为单干户与合作社搞起了劳动竞赛，“堂客和孩子都累病了，请不到人，[看着到手的谷子在田里生？”，窘态百出，最后只有入社。政策的调控使菊咬缺物资少人力，成为大潮流里的异类，最后只有被同化。
第三，徘徊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婚恋书写。新中国一九五零年四月就颁布了婚姻法和土地法，是建国后颁布的最早的法律。婚姻问题和土地问题一样，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反对封建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构筑新制度的时代气息，是现代性事业的重要部分。《山乡巨变》中的女人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邓秀梅、盛淑君式的，她们有女性的温柔，又坚定拥护合作化政策，因而不仅婚姻拥有了政治合法性，政治也在婚姻中获得了伦理肯定，个人自然获得了幸福；另一种是张桂贞式的，只知追求个人的幸福，对丈夫参加合作化运动而对家庭疏于照顾吵闹不休，最后只得离婚。而为鼓舞社员与菊咬竞赛的士气而贡献了一头肥猪的盛佳秀却收获了刘雨生真挚的情意。在周立波看来，革命和爱情是统一的，革命是爱情实现的前提。当然这并不等于作家忽视爱情，小说中邓秀梅的丈夫余家杰并未出现，仅只通过两人的书信来往写到邓秀梅的爱情体验。余家杰有一封信的末尾这样说：“我虽说忙，每到清早和黄昏，还是想你。有一回，我在山上，折下一枝带露的茶子花，不知为什么，闻着那洁白的花的温暖的香气，我好像是闻到了你的发上的香气一样。亲爱的秀梅，来一封信吧，仅仅划几个字来，也是好的。”秀梅读完这些话后，“脸上发热了，一颗由于狂喜和激动蒸发出来的晶莹的泪珠，扑地一声，滴在信纸上”，把在农村生活中不是最重要——甚至不是重要的爱情写得这么细腻，充满情调，不能不说是周立波对个人情感的保留和呵护。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是乡村叙事的延续，也是现代小说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持续进展。但这个过程并非直线式的发展，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图景虽然大主题未脱离时代合唱，但在乡村叙事的层面上却夹杂着丰富的信息，不能被规范化的观念和语词所完全涵盖。比较而言，《暴风骤雨》可以解读为作家和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同一发展，而《山乡巨变》却呈现出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融合和裂隙，具有更大的言说魅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进庄(1975-),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4级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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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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