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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作者：王进庄
摘要：《暴风骤雨》把仇恨意识渲染为革命的原动力，体现了周立波对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高度认同。而弥漫着浓郁乡土气息，富有“阴柔美”的《山乡巨变》，一方面倾向于对乡土民间怀旧的认同书写，一方面呼应着私有制批判的时代共名，呈现出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和两者的奇异调和。
就一般而论，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持续进展。有研究者认为从赵树理的小说，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再到柳青的《创业史》，完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农村叙事。这种研究把受讲话意识和建国后党的新的农村政策影响的一代作家，解读为与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同一发展和最后完成。这种线形的逻辑]绎确实有一定见地，却忽略了对左翼作家的精神现象作整体考察，对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多层次和流变失之细致的表述。这种变化有时可能出现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周立波是唯一一位创作了较为成熟且颇具影响的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作家，可谓深具代表性。本文拟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为例，分析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左翼作家在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融合和罅隙。
一
《暴风骤雨》把仇恨意识渲染为革命的原动力体现了周立波对政党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高度认同和服膺。农民的惊人的贫困状态和血海深仇，一旦被激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暴风骤雨》扉页，毛泽东语）。小说从访贫问苦到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再到斗地主、分土地，每一步的背后都充满了对血淋淋的家族史的回忆。整个小说就是对仇恨的回忆与控诉的不断回环往复的叙述，一层一层的血色不停地被渲染上去。元茂屯最早的三个积极分子都与韩老六有血海深仇：赵玉林女儿被饿死；郭全海的爹被冻死；白玉山吃了官司，儿子被摔死。作品第一部的前半部分是这三个人物对仇恨的倾诉，后半部分是其他群众对仇恨的倾诉，直至最后的复仇——枪毙韩老六，分地分浮财，打垮胡子，成立村政权和农会。忆苦是工作队和积极分子最常用的工作方法，甚至于调停夫妻间的吵架也用此法。小说中有一节写到白玉山耽于工作不落家，韩长脖造谣，引起两口子干仗，谁都劝不住。第二天李常有来劝架，和白大嫂子说起她的孩子被韩老六整死的事情，又说农工会的人，就是要大家起来，打倒韩老六的。“也是替你的小扣子报仇呀，大嫂子。”自然白大嫂子理解了丈夫工作的意义，消除了怨气。丧子之痛一般情况下尽量避免谈及，但这里却利用仇恨意识，化解了家庭矛盾，更关键的是提高了觉悟，在思想上向新意识迈进一步。可见，农民的回忆仇恨和觉悟过程，还有新意识的传输过程往往合而为一，仇恨在其中起着神奇的作用：只有仇恨才能让悲苦的命运唤起对现存权力体制的反抗和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拥护的激情，只有仇恨才能激起对新的国家体制的想象。斗争会失败了三次之后，又发生韩老六毒打小猪倌事件，终于把群众的报仇的大火燃点起来，群众最终斗倒了韩老六，清算了二十七条人命。作家忍不住评论：“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即是对仇恨意识与国家想象合一的最好印证。
《暴风骤雨》彰显了乡村在受剥削／翻身，封建制／革命化的转换中仇恨意识的功能——这与政党的政策完全吻合。一九四六年东北局由各机关抽调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搞土改。结合共产党的建国方略，这个问题实际上顺理成章地导向作家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认同。一九四七年九月东北局指示部队机关开展土地改革教育，“进行土地改革教育的方法，采取普遍诉苦、追苦根、拔苦根的办法，揭露地主恶霸对人民的残暴欺压剥削，以加深对阶级仇恨的认识”。《东北日报》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有计划地在头版连续报道了地主恶霸的滔天罪恶，如九月七日的标题是“地主恶霸血债累累何瑞之抢劫弹药惨杀我军四人于大头夺枪逃跑拒捕杀死村长”，九月八日的标题是“抢男霸女占地杀人恶霸地主凶狠无比投靠日寇鱼肉乡里强奸子媳孙媳讨血债群众起来报仇）恨”。正所谓“无绅不劣，无土不豪”，地主必然是恶霸，在阶级定位上又附加上道德和法律的审判，复仇理所当然。以“仇恨意识”为中介，新意识通过土改流布到乡村，从组织方式、心理方式、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上重构乡村社会。
《暴风骤雨》中作家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乡村代言人，与新意识流布乡村的特定时期、策略和工作方法密切相关。应该说，《暴风骤雨》涉及的年代，新的权力体制还在构建现实的过程中，新意识形态所树立的社会规范与农民的个人生活经验和生活希冀之间的矛盾不大，所展示的国家前景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支持。首先，新的意识形态进入民间时，注意农民话语和政策话语的灵活转换与后者对前者的改造和渗透。“先开大会，还是先交朋友”成了决定工作队方法是否对头的标准。工作队活跃在每晚的唠嗑会或是地头闲谈，谈沾满血泪的往事，对乡村进行最初的革命启蒙。方言土语构成的乡村社会逐渐流行起“民主”“调查研究”“无产阶级立场”“反动派”等新语词。其次，新的意识形态小心保护民间习惯。土改打破了封建结构，只改变了农民的心理和社会地位，不变其耕作方式与生活习惯。土改的目标指向地主，农民千百年来的实利思想得到鼓励，而且实利思想是一夕之间得到满足，农民的心情十分振奋。再次，新意识形态还参与了乡村社会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为个人的家庭生活带来幸福。小说中的夫妻在革命前后的生活有很大不同：革命前悲苦凄凉而又实实在在，没有理想的色彩；革命后才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开始显现出现代意义。革命前白大嫂子“瞧不起自己的掌柜”，两口子摩擦不断，但革命后白玉山的革命思想带来巨大的臣服力，召唤着妻子的进步渴望，白大嫂子越来越佩服丈夫了，两口子感情比新婚还好。郭全海与刘桂兰的恋爱完全是新式婚姻，勇敢走出家庭的姑娘在土改中找到了位置，也找到了意中人。个人的幻梦，家庭的幸福与国家利益等宏大命题的意义达到一致。新意识渗入到社会的最小细胞中，进一步论证了新意识的巨大的感召力和合理性。
二
对中国历史而言，从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从自觉寻找而至逐步建立一个高度规范统一的历史时期。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集》第一卷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范的用语——这本书在一九五一年印刷了两百万册。意识形态的力量使中国趋于一致，权力开始展示力量。在新一轮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中国的农民将再一次被改造——个体农民将被组织起来，把自己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交给集体，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等形式，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但这对“由于长期在小块私有土地上耕作，在隔绝的环境中生活，不仅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而且对政治也比较冷漠”的农民而言，“等于向农民宣战”。毛泽东把减租减息、土地革命称作“第一个革命”，把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称作是“第二个革命”。“第二个革命”的革命对象是农民千百年来坚守的私有观念和生活方式，是更深层次的改造，在拥护的同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农民的个人式耕作方式和生活希冀之间的裂痕与冲突。可以说，周立波始终以左翼立场实践讲话精神，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深化。但在弥漫着浓郁乡土气息，富有“阴柔美”和民间气质的《山乡巨变》中，周立波一方面倾向于对乡土民间怀旧的认同书写，一方面呼应着私有制批判的时代共名，呈现出传统乡村／现代化，私人价值／集体价值的巨大差异和两者的奇异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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