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爱，是不能忘记的
作者：赵晓芳
摘要：一般人们将《红豆》的主题定位为革命战胜了爱情，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是，通过对《红豆》叙述“裂缝”的分析，我们发现它恰恰写出了个体生命情爱的不可消失性。革命虽然从物质形式上消弭了爱情，但是，在精神层面上，爱，是不能忘记的，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刻骨铭心。
宗璞的《红豆》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上，以描写知识分子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的《红豆》甫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不少争论。可惜的是，在杂志出版后不久，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就拉开了序幕，于是《红豆》又与同期刊出的李国文的《改！》、丰村的《美丽》等作品一起遭到批判，并被打成“毒草”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一九七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一书，销声匿迹达二十多年的《红豆》才得以与广大读者重新见面。
《红豆》叙述了一个革命与爱情冲突的故事。江玫与齐虹的爱情被放置在解放前夕大痛苦与大欢乐相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江玫拒绝了齐虹邀她一起去美国的请求，而！择了革命的道路。人们一般也将《红豆》的主题定位为革命战胜了爱情，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但是，当我阅读了这篇作品之后，却产生了一个疑问：革命是否真的使江玫忘情了呢？带着这一疑问我再次阅读作品，发现《红豆》中存在着许多叙述“裂缝”。所谓叙述“裂缝”，也就是作家的主观意图与文本的客观叙述效果之间的一种矛盾悖逆现象。它是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个性体验的无意识流露，它往往以一种片段的、潜抑的、隐晦曲折的方式被叙述出来，形成话语“裂缝”或文本断裂。在《红豆》中，这种叙述裂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的理智与情感
从表层结构来看，《红豆》有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即：在爱情与革命之间！择革命，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这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集体话语。但从深层结构来看，被道德、政治、革命所诋毁、压抑、遮蔽的“个人”、情感等个人话语又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改头换面地存在着，与主流话语形成了某种对峙、龃龉。
早在一九五七年，姚文元在批判《红豆》时，就触及到它在叙事上的问题。他说：“它（《红豆》）也在客观上显示出基于个人主义的爱情在革命高潮中必将决裂。在爱情生活上，这是一个悲剧。照理说，这样的题材是应当通过对过去的批判促使人们向上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然而不，在读完之后，留给我们的主要方面不是江玫的坚强，而是江玫的软弱。不是成长为革命者后的幸福，仿佛个人生活这部分空虚是永远没有东西填补得了。作者通过江玫的口说：‘我不后悔’，然而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弥补的痛苦……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江玫的完全融化了。”尽管姚文元的批判不乏武断粗暴，但他却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实际的叙述效果之间存在着矛盾。的确，作家宗璞在主观上是要表现知识分子抛弃个人情感而走向革命道路，个人利益必然服从集体利益这一权威叙事的。她曾说：“当初确实是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而且她所经历的不只是思想的变化，还有尖锐的感情上的斗争。是有意要着重描写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于自拔的境地中拔出来，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了两个属于集体话语的象征性符码——“家庭出身”和“革命引路人”。在文本的前半部分，江玫只知道自己“生长于小康之家，父亲做过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几年官。在江玫五岁时，有一天，他到办公室去就再没有回来过。……据说父亲是患了急性肠炎去世了”。但是，当江玫和齐虹坠入爱河时，作者便有意识地用“家庭出身”这一集体话语将江玫从爱情这一个体话语中拉出来。于是，借江玫的母亲之口，道出了她的出身：“要知道，你的父亲十五年前，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从来没有害过什么肠炎胃炎，只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毛病。他脾气倔，不会应酬人，还有些别的道理我不懂，说不明白。他反正没有杀人放火，可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再也看不见他了——”父亲的被害使江玫的“家庭出身”发生巨变，从而引发出她强烈的阶级仇恨，“是的，难道还该要这屈死人的社会么？彷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大力量支持着她走自己！择的路。”从此以后，集体意识战胜了个人情感，“她渴望着把青春贡献给为了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她渴望着生活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动”。与此同时，按照主流话语的规约，个人要走向革命，除了“家庭出身”所带来的阶级本能外，还需要有一个革命的引路人。作者又按这一规约设计了萧素这一人物，并安排她与江玫同住一个寝室。萧素以一个革命者的成熟与老练将江玫一步步地引向革命的圣殿。首先她通过革命书籍对江玫进行思想改造，让她明白“活着是为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然后将她从纯粹的个人爱情中解救出来。
应该说，在整个叙事过程中，作家都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与清醒，她正是通过这两个象征性符码的设计，使江玫走向了一条通往革命的光明道路。但是，细读作品，我们还是会发现尽管作者包装得非常严密，但一不留神个人情绪就会突破理性的防线流露出来。最明显的是当作者在叙述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时，也被那种美好缠绵的情感所迷醉，开始欣赏那些“风花）月”的东西，一贯冷静的笔触也变得温婉起来。如当忆及江玫与齐虹第一次散步时，作品中忽然冒出了一段抒情性文字：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酽的甜香里，然后又是）花飞舞的冬天。哦！那）花，那阴暗的下）天！——
这段文字像一股细细的潜流在作品中萦回不去，与整体的叙述语调很难调和，它们以独立的情绪指向延宕了叙事的进程。“散步，散步”既像是在反复地吟哦、咏叹，又像是在回味和感喟。其实，迷失的又何止是“他们”呢？叙述者也被这人间真情所打动而迷失在徐缓的抒情里。作者宗璞在一九五八年北京大学海燕文学社批判《红豆》的座谈会上，也曾真诚地作自我批评道：“我的思想并没有站得比江玫、齐虹高，尽管在理智上是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月、旧诗词……有时这种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
二、江玫的革命与爱情
作家这种理智与情感上的矛盾也在她笔下的人物江玫身上体现出来。对于自己抛弃情感而！择革命道路，江玫说：“我决不后悔”，但话语之外却给人不无后悔的感觉，至少也是一种淡淡的失落和缺憾。六年之后，江玫已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作者意在表现她身上的革命性已完全战胜了个体性，但是当她重返故地看到与齐虹相爱的信物红豆依然完好无损时，反应竟是如此强烈：“好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打了江玫一下”、“江玫觉得一阵头晕”、“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泪水遮住了[睛”、“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当江玫伫立在回忆的门槛上，剖开一段尘封的历史之时，并没能表现出一种应有的理性的豁达，却很快坠入了过去的时空之中。她仿佛又回到了六年以前，重温着六年以前的痛苦，时间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作品的尾声里，江玫勇敢地站起，用含泪的微笑面对现实人生之时，忽而给人一种错了位的虚假之感。甚至，糅进了一些莫名的悲剧意味。凡此种种都在表明，主人公江玫实际上没能超越自己，革命也并没有使江玫忘却感情，反而使这份情更深厚更浓烈也更持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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