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诗意栖居地的远遁

作者：贾建红

　　在这些觉醒者的身上往往都交织着多重的痛苦，然而“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规律，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⑥。自然人性和抗世违情错综地交织在如鲁迅一样的渴望醒世救世，又常被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的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成为《彷徨》写作的一大特色。《彷徨》的意气是颇冷的，吕纬甫和魏连殳等人或在灰色的生涯里度日或走向了没落和死亡，所以鲁迅自己也说《彷徨》“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复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⑦。那么关于自然人性和抗争精神二者的矛盾，鲁迅的思索也由来已久，他的写作是一直希望能给当时的中国一剂对症的良药，而鲁迅又是一直主张个性的抗争的，“对于在长夜里久经磨难的鲁迅来说，一切空泛的、超时间的精神价值都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而已”。因而他也反对当时梁实秋先生倡导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可见自然人性固然美好缱绻，但在鲁迅心中它仍是不宜多写的对象，因此在《彷徨》中不再有独立成篇的回忆和赞美，而是都将它放在了觉醒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中去写，这是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彷徨，也是鲁迅的彷徨，是一代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苦旅。这样的思考使鲁迅在回顾过去时，往往期望不仅仅是构造一个精神的避难地，而是能挖掘出于当日中国人有益的力量来。“这呼唤着爱的、反顾过去的人之子、地之子的鲁迅，与抗拒着爱的、反叛过去、向着未来的魔之子的鲁迅，是一个统一体。因此，鲁迅在反顾过去时，也是努力挖掘着在民间传统中所保留着的民族的复仇精神和生命活力，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⑨正是这种不绝的努力，也成就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
　　
　　三、荒诞中掘出的脊梁精神
　　
　　《故事新编》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其作品除《不周山》写于一九二二年，其余均创作于一九二七年之后。在鲁迅人生的最后十年，从二十年代中叶起“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⑩。这时鲁迅的思想更趋稳健和成熟，《故事新编》中的作品是一种“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1]。用古人古事暗喻今人今事，使古代题材表现出新的意义，故曰《故事新编》。
　　在这部小说集中，鲁迅不再将笔墨用在情意融融的自然人性之上，而是用尽曲笔在一派荒涎中，从我们民族的神话、历史里试图构筑源远流长、顶天立地的脊梁精神，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这是鲁迅在创作主旨上较前两部更明确的地方。《故事新编》中刻画了女娲、后羿、大禹、黑衣的人、墨子等一系列英雄的形象，一方面鲁迅消解了传说和历史为这些英雄笼罩上的神圣光环，多从精神、心理状态或世俗层面来写他们，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还原，“女娲”是一位不时会感到无聊和空虚的创世女神，“后羿”每天为了自己和嫦娥的一日三餐焦头烂额；可另一方面鲁迅又从消解后的平实里为我们构筑起了新的民族精神和生命活力，“女娲”在创造时感到“从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后羿”在灰色的琐屑生活中还是有着“身子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的神来一瞬，特别是《理水》中“面貌黑瘦”、“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的“禹”和他的随员们，“从神情上”即可被人“认识正是禹”的这样一群人，正因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以文化山为中心的考察大员、官场学者以及小民奴才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注重实情、实践、实际效果，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这种文化精神，以及相应的沉稳、坚毅、刻苦的文化性格正是鲁迅一直推崇的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因而在其后的《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等篇中，可鲜明地看出鲁迅在接纳传统文化思想上的主张，他所主张接受的不是古圣贤所捍卫的“先王之道”，不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哲学，而是墨家主张的实干精神，是“黑的人”冷冷的复仇精神。这些大多写于鲁迅生命最后时期的篇章，是鲁迅这位精神界的斗士终其一生对国家、民族和人的命运种种探索的结晶，《故事新编》的触角指向了古代，也源于要在当时的中国现实中塑造英雄，难免会有矫饰，而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有回忆和想象的巨大空间，英雄理想的艺术表现“一般地说，在较早的过去时代，才能找到它最好的现实土壤”[12]，给人更好的审美感受。黑格尔曾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13]，而英雄的理想主义往往使读者在阅读的审美感受中进一步地解放心灵，追求更高的心灵自由。马尔库塞也认为艺术可以获得“人性解放”，可以“反抗现存秩序”，生成“新感性”[14]。鲁迅《故事新编》亦庄亦谐的文字背后也正是这样的理念，这是鲁迅作品时代性的一面，但也不仅如此，他不是为一个时代中的某一政治风潮而写，也不是为某一政治使命或社会问题而写，他的笔指向的其实质是中国人的心灵，这些心灵中的痼疾由来已久，它们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也和个体的生命意识相连，人类一方面沉于现实，另一方面“也不放弃而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主性所感到的兴趣和需要”[15]。《故事新编》中这些看似从容的“游戏笔墨”中女娲和大禹等舒张健康有力的人性，正参照出现实人世中人心和人性的不自由和可悲，激发人的内心需要和追求。文学的价值和功能虽是一个多元化的选择，但鲁迅选择的是用自己的作品呼唤出理想的人性，这也正和鲁迅的“立人”主张一致，鲁迅曾说：“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6]鲁迅的立国思想是以“立人”为根本，所以鲁迅的启蒙思想，仅从本文中所阐述的自然人性描写在三部作品中的演绎变化，可知其最终的指向是“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是个体人格的现代化。这是一份鲁迅对历史和人的答卷，而且这份答卷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闪烁着思想的魅力，启示着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贾建红（1975－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工作。
　　
　　①③④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第173页，第87页。
　　②王晓明：《被倾覆的双轨马车》，《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⑤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第135页。
　　⑥[12][15]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第242页，第248页。
　　⑦[11]《〈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页。
　　⑧ 孙郁：《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1] 王晓明：《鲁迅的最后十年》，《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3][14]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93页，第387页。
　　[16]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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