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诗意栖居地的远遁
作者：贾建红
摘要：本文试从鲁迅一生创作的三部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着手，分析这几部小说中流露出的自然人性描写及其在三部中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挖掘鲁迅作为该时代的一位优秀的启蒙主义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和人性的思索。
鲁迅小说多以冷峻坚硬的风格面世，他以一位启蒙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良知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但在充满着沉重的使命感和忧患感的文字里，我们也不时能品尝到优美纯洁的自然人性的佳酿，而且在他一生创作的三部小说集中，自然人性的描写伴随着鲁迅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追求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探照自然人性的角度从回顾的诗意眼眸走向了同情的目光，直至决然的远遁，这是鲁迅和如他一样的以笔寻求救国之路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情流露，是一代知识分子真实而矛盾的心路一角。
一、诗意故乡的祭奠和寻梦不得的前行
鲁迅的三部小说中，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呐喊》的创作意旨可以说是最明确的，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及选择文艺的目的在于改变国民精神，而《呐喊》中的篇章尤其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失败后学生运动的高涨期，思想界的波动起伏甚剧，应于时代的一种呼唤，我们不难感觉到《呐喊》的主导思想脉络也正是这样实践他的思考：“痛心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而呼唤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①因而《呐喊》中的《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篇笔触直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毫不留情地将文化中的一些痼疾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这样的整体格调中，《社戏》和《故乡》两篇小说却一派温情脉脉，仿佛小说集中两个旁逸斜出的不和谐音符，初看似乎和鲁迅整部集子的创作动机有些游离，可这也正显示出了作家当时创作心理的丰富性。如果说鲁迅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启蒙意识和抒情动机”的“冲撞”②，那这两篇作品应是鲁迅在背负沉重的启蒙意识写作时，抒情动机占据上风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自然人性的描写，这其中又以《社戏》为甚。
《社戏》位处《呐喊》最末一篇，可能也是鲁迅自己认为这篇作品流露的怀旧感情甚多，而斗争性稍显薄弱的考虑。它从现实中的看戏着笔，描画了一幅乡村少年划船看戏、偷吃豆荚、相伴而归的田家夜景，整幅画面流淌出酽酽的友情和乡情，在这儿所有的人性都是美好的，乡下孩子的仗义、质朴和善良在双喜和阿发等孩子的无私行为中表露出来，无限地滋润着“我”这位远客的心田，令“我”领略到人生中再难忘却的“那夜似的好戏”。写此文时鲁迅已饱经世事，阅历种种现实人世的自私、猥琐，而回忆中健康舒展的人之性情无疑将现实中的鄙陋衬托得更加不堪，以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构造出一方诗意的天空。
而与《故乡》中的思想感情相比《社戏》要稍显复杂。《故乡》中的“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可还未登故土，心已禁不住悲凉起来，而少年闰土这一形象的浮现无疑成为灰暗心境上一抹神异的亮色，是一个“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一个十二岁的项带银圈的少年”，这时的感情基调类同于《社戏》，可随着小说向现实延伸，闰土和我之间不可逾越的隔膜成为了小说的真正意旨所在。鲁迅带着几分无奈告诉我们，自然人性固然美好，值得留恋，但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这种自然人性存在的土壤的，它往往会被奴化。《社戏》中的双喜、阿发等人如果一直写到成年，他们也难逃成年闰土要喊上几声“老爷”的命运，美好的友情被无情的现实磨成了碎片。鲁迅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这些底层的真实揭示出来，方可能引起人疗救的注意，否则无非是无数个闰土的人生的重演罢了。《故乡》从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了鲁迅在追溯纯美的自然人性时，随着思考的深入，心灵从回归到出走的转变。
从自然人性中走出，也可见鲁迅在启蒙动机的趋引下，“更强调个性主义的抗争精神，更强调‘憎’的必要，他反对为了‘爱’而牺牲个人的意志和个性”。但走出对自然人性诗意的祭奠之后，又用什么为沉疴负身的国民性注入新的活力，鲁迅尚未能探索和指出明确的道路，但已提出了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而希望的实现也只有着眼现实“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鲁迅毕其一生，也正是执著现实，寻求一条“救救孩子”的道路。
二、自然人性和现实黑暗的夹缝中的生存与毁灭
相比《呐喊》，《彷徨》的底色要黯淡许多，缘于“五四”之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和作者一起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星云流散，作者深为革命队伍不成阵而感到孤独和彷徨。他在《题〈彷徨〉》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其“主导思想脉络与《呐喊》有了一些不同，在这个集子中，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痛心相对较淡薄了，对反封建思想的首先觉醒知识分子思想追求的痛心上升到主要地位”④。
而《彷徨》中的自然人性的描写，也不同于《呐喊》，不再以一幅幅明朗的画面展示，不再是书写的主体，而是深深渗透在那一个个孤独的彷徨者悲凉的命运当中。《在酒楼上》刻画的人物吕纬甫，作者以大篇幅在他的话语中展开了两个事件：一件是吕为早年夭亡的小弟迁葬之事，另一件是吕为早年识得的小姑娘顺姑送剪绒花之事。吕纬甫口口声声说这都是些无聊事，又偏不能抑制地向多年未见的老友倾诉，而作者投影这些事件的目光也饱含同情。可见在这些仿佛无聊的事件当中有着令吕纬甫和作者不能忘怀和割舍的质，这个质不就是人和人之间诚挚纯朴的善意和亲情吗？正是一种美好的自然人性。可在与《呐喊》中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自然人性的描写不同于《社戏》和《故乡》中的欢快的叙事，而是将其放在一个个苍凉而无奈的人生中去写，自然人性既美好，可又显得那样绵软而无力，无力给生活更多的亮色和力。鲁迅自己也在给一位读者的心中，曾这样论及自己的心情“无非说凡是富有感情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⑤。前进的斗志和温情的留恋常成为一对矛盾，在这群早期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头交织，有时候知识分子会为此而磨钝了斗志，如吕纬甫一样成为一个消沉的随随便便的人，在一方小小的自然人性的温暖里将自我放逐，寻觅一个精神的避难所。这种矛盾的心态正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
再看同样描写悲剧人物的《孤独者》同样也反映了这样的处境，觉醒者魏连殳在孤独中一步步走向了没落和死亡，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自然人性的闪光，在抚养他的祖母去世后，族人们都在为他能否遵循丧仪的繁文缛节而担忧，而魏连殳不仅遵从了所有的丧仪，而且出人意料地痛哭了一场“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从这哭声中，立刻晓然魏连殳绝不是冷漠绝情的愤世者，而是至情至性，甚至多愁善感的觉醒者，他不仅为祖母的离世痛哭，而且伤感于祖母“少见笑容”的一生，这种爱在痛哭的那一瞬外延了，指向了所有如他祖母一样一辈子辛苦操持家庭却绝少自己欢乐的苦难女性。这也是魏连殳孤傲绝世的外表下流露出来的自然人性的美，因而他也就能做到在亲戚本家的虎视眈眈下将祖母留下的器具赠给祖母的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都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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