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从中间开始
作者：宗培玉
三、存在与悬浮
然而李洱的贡献在于：他加重了对人类存在的时间性的哲学思考的文本呈现，使其矛盾直指人的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米勒提出： “可叙述的”是“某种失衡状态，悬而不决状态，以及一般性的不足状态，由此状态中一个给定的叙事就出现了”，“不可叙述的”是“小说开始以前所具有的、并被小说在结尾处所恢复的那种沉寂状态”。“这两个词并非形成一种匀称的对立，因为最终的静态平衡将不仅仅是欲望的实现，或稳定的生活，或完全的知识；静态平衡将意味着，可叙述的，以及所有走向未来的冲动，都是对于总体僵硬状态的任性背离。因此，叙述者只有首先拒绝叙事冲动，才能真正结束。欲望与满足的辨证活动永远不能中止，即使传统现实家也不能中止它，因而那些认识到这点的人拒绝封闭。”⑧这种拒绝封闭的姿态使李洱将对开头的叙述也融入进文本结构修辞的思考。李洱善于将读者在小说一开头就带入“现场”，或者是事件场景的清晰呈现，或者是人物的直接进入事件。使事件或场面在小说一开头就向读者扑面而来，将生活和人物活生生展现在刚刚跨进文本门槛的读者面前，没有拖泥带水，没有铺陈癗嗦。这样的开头迥然异于传统的有关背景或人物的交代，或闲笔的过渡，而使“现场”如楔子一般在小说第一时刻突入读者视域。因此，在李洱的小说中，开头与结尾呈现出一种双向开放形态，从而更有利于其对日常性主题的深入开掘。在生活的日复一日、绵延不绝中，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遭遇》和《错误》从头至尾一直使读者处于一种结构的期待中，什么样的“遭遇”、什么样的“错误”会降临主人公的生活呢？但小说写到最后却什么也没发生，悬念延伸到小说之外的时空中，而对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的疑云却在文本的上方越积越厚。《动静》《有影无踪》《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喑哑的声音》《花腔》《悬浮》《二马路上的天使》等似乎都有一个寻找“圣杯”的深层结构，然而人物的心理期待却总是与现实境遇背道而驰，李洱通过巧妙地瓦解“圣杯”的涵义，使它或者脆弱，或者根本是虚无，进而把自己和读者都逼近于“人的真实性存在”的狭路中，它敞开着“朝向真实的焦虑和迷惘，裸露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无能”⑨。
这种开放的结构使李洱更有效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存在，使其叙事呈现出与生活同构的面貌。然而真实只不过是修辞学上的幻觉，李洱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他的虚构与生活达到同构。这种表面呈现的与生活的同构实际上蕴涵着更大的危机。一方面，不断更迭的“末世理论”使世纪末的人们生活在一种充满由结尾所支配的危机的氛围里。他将人物和事件压缩到一个平面，瓦解了我们关于叙事和历史所依赖的一套有关因果性、统一性、起源和终结的共享假定的概念，表现出对这种历史范式和秩序的挑战，对危机氛围的反抗。另一方面，小说使其人物和事件向着生活敞开，同时也是对人物和事件的一种放逐。人的生存失去了坚实的土壤，他们似乎漂浮于生活的洪流，或悬浮于生存的空间。所以李洱小说里的人物会说：“想要让某种东西尽快扎下根来。”另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网络技术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的无边虚拟和超级仿真，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技术时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更替也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及存在方式。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认识论正在悄悄地变化。李洱曾借一个叙述者——“我”之口说：“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技术主义时代，好多看上去很纯粹的东西，其实是杂七杂八地弄出来的，……谈恋爱是一项技术活儿，你得像一个石匠那样，讲求技术，否则，雕像是刻不成的。”（《二马路上的天使》）这种技术的力量成就的网络的虚拟空间对人们思维的渗透，更加强了人的存在“无法扎根”的悬浮感。 存在的悬浮感成了现代人类焦虑和危机的源头之一，而李洱小说的开放结构形成了对人类的这些焦虑和危机意识的敏锐捕捉和有效表达。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宗培玉（1976－），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①转引自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249。
②（美）Ｊ．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 申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1。
③张均，《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李洱访谈录》， 《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432。
④吴义勤， 《诗性的悬疑——李洱论》， 《山花》，1999年第9期。
⑤（英）弗兰克·克默德， 《结尾的意义》，刘建华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6。
⑥⑦⑧（美） 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 伍晓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93、93、94。
⑨张钧， 《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李洱访谈录》 ，《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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