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追寻自我的心灵航程
作者：杨 瑜 朱 洁
（二）两难的生存处境
克拉丽莎婚后是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否寻找到了自我情感的定位？是否实现了情感的满足？伍尔夫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敏锐地关注她们的生命欲求与生存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矛盾，从而揭示其两难的生存处境。正如伍尔夫曾在其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在男权社会中，男人制定种种准则，他们强迫女性接受并遵守，这样，女性的活动范围就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空间里，被称作“房中的天使”。
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达洛卫夫人就是这样一个“房中的天使”的形象。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极善于社交应酬，而且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佣人们尊敬她，朋友们喜欢她，她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男性对理想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要求。而实际上，处于上流社会的达洛卫夫人并没有读过多少书，文中提到“丹尼尔斯小姐只教给她们一点肤浅的知识，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凭这点儿学问生活过来的。实际上她一窍不通，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现在，除了在床上读回忆录之外，她几乎什么书也不看”。只靠回忆录和无聊的宴会来打发时光的达洛卫夫人，必然会感到内心空虚，认为“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同时，达洛卫夫人在与她丈夫相敬如宾的婚姻中，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所以她经常会感觉淡漠，感到和外界的人和物都隔了一层。她常常独自躲进那间斗室里释放自己，回想起“乡村的天空，威斯敏斯特上面的天空，都与她的一部分生命交融”，在回忆中她寻找到暂时的心灵自由。总之，一切都让她感到疲惫不已，她“不可避免地把时间都消磨殆尽，午宴、晚宴，举办她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或者言不由衷，从而使脑子僵化，丧失分辨能力”。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达洛卫夫人》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克拉丽莎·达洛卫：一个是在沉重的钟声中有条不紊地为晚宴忙碌的达洛卫夫人，她举止优雅、轻松自如地周旋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另一个是在绵延不断的意识流动中思绪飘忽不定的达洛卫夫人，她多愁善感，时而忧虑，时而欢喜。然而这并不矛盾。伍厚恺先生说：“小说以克拉丽莎家的晚宴作为她一天行动和意识的中心，正是为了便于展示她作为上层阶级主妇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与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自我之间的冲突，揭示她不由自主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真实体验之间的矛盾。”⑥这里提到的“不由自主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真实体验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克拉丽莎的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之间的矛盾。达洛卫夫人举行宴会是因为“设宴是一种奉献”。她希望通过宴会给人们带去一点友情和温暖。这是她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实现。她“飘飘然陶醉”在各种宴会中，“沉浸于欢乐中，舒畅之极”，所有的人对她投以倾慕的目光，然而她却觉得“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别人的感觉；尽管她热爱这气氛，感到一阵激奋与爽快，然而，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得意洋洋，都有一种空洞之感，好像隔了一层，并非内心真正的感受”。可见，达洛卫夫人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生活优越的达洛卫夫人远离了昔日的好友（如彼得、萨利），远离了她曾经深深为之陶醉的田园生活，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禁锢下，深切体会到自我的丧失和寻求心灵自由的无奈。
达洛卫夫人既要遵从父权社会提出的理想和标准，实现其社会角色，又试图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和经验，实现独立的精神人格，这便是她的两难处境。两者都是难以割舍的，所以达洛卫夫人每时每刻都在矛盾中挣扎，心灵在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分裂中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三、自我超越后的人格整合
面对自我分裂与冲突，达洛卫夫人是如何通往弥合之路，实现人格的整合呢？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的挤压，还是自觉地进行内心的剖析？是默默地忍受，还是积极地寻求人生的真正意义？法国女权作家西蒙娜·波伏娃说过，“对于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既要拒绝逃避现实，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我实现”⑦ 。而人格的超越更多地体现在人物心灵的转变上，即人物的自省。自省是一种自我发现与自我觉醒。当女性处于自我迷失的困惑、孤独与焦虑时，为获取生存的力量，需要进行内心的反省，从而不断改善与创造自由健康的心态。苏格拉底也曾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承受着分裂痛苦的达洛卫夫人试图通过死亡来解脱自己，然而她正是通过不断自省，反复思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最终在对生死问题的探究中实现了内心世界的超越。
小说中，伍尔夫通过几段关于生死问题的内心独白真实地展现了达洛卫夫人自我审视的心路历程。第一段内心独白，是她在庞德街想到自己的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这并不重要，“没有了她，人间一切必将继续下去”。人的生命虽是短暂的，可人永远是生活的一部分，将永远在他人的记忆中存活，与永恒的万物融为一体，“互相依赖，共同存在”。她把死亡视为一种解脱，一种把个体生命融合到万物共有的普遍意义的生命中去的手段。第二段内心独白透露了她举行宴会的动机。她觉得战后能够把失散的亲友聚到一块儿“是一种奉献”，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去“联合，创造”的欲望。然而宴会上那些庸俗浅薄的宾客让她感到懊恼不已，萨利和彼得的出席又让她对逝去的青春和岁月感慨万千。第三段内心独白，是她在听到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自杀后认识到自我生命的脆弱与孤独，而死亡却是对生命的挑战。达洛卫夫人的思想在沉思中获得了升华，最终洞悉了死亡所传递的信息和意义。她在一次次灵魂的蜕变中，在生与死的挣扎中获得了新生。
自省提供了转折的契机与可能，其本身存在着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达洛卫夫人》中，关于生与死的思索是达洛卫夫人获得意义的契机。而转折的关键则在于人心灵的顿悟。詹姆士·乔伊斯对此下过定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断，却包含生活的全部意义。”⑧这与伍尔夫所提出的“重要的瞬间”不谋而合。生命的转折点往往就是经过长期的困惑，反复思索后而顿悟的那个“重要的瞬间”。心灵的顿悟正如“生命之树上的蓓蕾”，一刹那间闪闪发光，滋润着那些不停地冥思反省的敏感生命，从而使他们在很多时候能够顺利地渡过心理难关。达洛卫夫人的心灵顿悟是她听到赛普蒂默斯自尽的消息时，思绪万千，而后洞见生与死、孤独与合群、脱俗与媚俗、出世与入世等人生奥义。小说中，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并未谋面，两人的生活也不相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感受和体验，然而彼此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即内心深刻的恐惧感，强烈的孤独感，纠缠不断的死亡意念，以及对自由的渴求。于是，伍尔夫用高超的写作技巧将两人紧紧连在一起，她曾经提到：“在这本书里我要进行精神错乱和自杀的研究，通过神志清醒者和精神错乱者的眼睛同时看世界。”⑨ 这样，伍尔夫就让两个看似无关的人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有意的对立和联系。
达洛卫夫人正是在赛普蒂默斯的死亡中获得了重生。她用那崇尚精神自由的心智破解了赛普蒂默斯死亡所传递的信息：“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死神倒能拥抱人哩。”她从死亡的意念中领悟到“死”之真实与“生”之虚假，赛普蒂默斯在“纵身一跃”中把握住了生命中那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空虚度日者则虽生犹死。随后，她在对往昔的回忆中找到了那个真正的自我，“往日，在布尔顿，当她摆正椅子，在书架上理书的时候，感到无比的乐趣，洋溢着青春的欢悦，沉醉于生命的流程中，从旭日东升到暮霭弥漫，都异常欣喜地感到生命的搏动”。正是赛普蒂默斯的死为达洛卫夫人的人生敞开了一道门，透过这道门，她窥见了过去生命的丰盈，现在生命的空虚，以及未来将要复苏的新生命。同时，赛普蒂默斯的死使达洛卫夫人恢复了面对自我和直面人生的勇气，她最终决定“必须振作精神。必须找到萨利与彼得”。所以，达洛卫夫人正是通过关于生死关系的沉思，通过自身反复的剖析与审视，将精神主体的情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自我的内心世界里实现了超越，找回失落和迷失的自我，从而弥合了生命体验中的那些断裂与残缺。这样，伍尔夫通过巧妙地设置参照人物——赛普蒂默斯的方式，间接地表现了达洛卫夫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而赛普蒂默斯的所思所做，尤其是最后他以自杀来保全人格独立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达洛卫夫人的心理模式，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她在自我分裂的处境中所受的伤害，成功地实现了达洛卫夫人的人格整合。
伍尔夫认为：“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使我们通过某一个人物的眼光，看到他们所希望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⑩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人物塑造，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体验，通过挖掘达洛卫夫人的内心世界来展现达洛卫夫人从人格分裂到自我超越的心灵航程，从而让读者对女主人公的思想演变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杨瑜，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朱洁，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妇女文学研究。
①⑩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7页，第302页。
②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第67页。
③关于“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含义解释，参见伯格森：《伯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158页。
④杨正润：《人性的足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第142页。
⑤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与画像》，刘炳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第5页。
⑥⑨伍厚恺：《存在的瞬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193页。
⑦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第53页。
⑧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孙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2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