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商颂·那》为商诗考

作者：管恩好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曾对《那》的内容提出了这样的疑惑:“然诗虽祀汤，而不言汤之功德，独举鞉鼓管磬庸鼓之声与《万舞》之奕者，则又何故?”这实应归因于商人和周人祭祖理念的差异。“德”的思想是在殷周之际由周人提倡而后大行于世的。“甲骨文中有‘得’字，并无‘德’字……西周金文中从‘得’专门分化出‘德’，明显反映出西周时代社会观念和道德伦理的一大变化。”周人初以“天命”依德转移的理论来解释其代商的合理性，后“德”､“孝”思想便成为周代礼乐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先秦文献和金文材料可以看出，周人祭典是极为重视祖先功德的，以至于后来出现连享神也在德而不唯祭品的观念④。与周人重德的祭祖理念不同，商人所尊奉的至上神“上帝”(商代始祖神与上帝合一)与商王本有着浓浓的血缘关系，这种亲情不是依德而转移的，故其祭祖诗崇德意识较为淡薄，这与周人在歌诗里极力宣扬祖先功德的情况显然不同。杨公骥在《商颂考》一文中亦指出:“在《商颂》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并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中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这一论断是相当准确的，而《那》诗中“德”､“孝”等思想的缺失亦表明其当非周代作品。
　　另外，《那》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述的，表明祭礼是有王亲自参与的，而且王很可能就是主祭之人。周初祭礼沿自殷商，但金文资料表明，至西周中期穆王时代，周代逐渐形成自己的礼制并日益完备起来。王秀臣指出，西周穆王时代是周代典礼制度和雅乐体系发展变化的转型时期，马银琴亦认为穆王时代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分水岭，详细论析了这一时期仪式乐歌的一些新特点，并指出了献祭之歌唱颂者身份的转变。夏含夷在《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一文中还指出，《周颂》中的诗篇包括西周早期到中期的颂诗，其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经历了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等演进，即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从西周中期开始，祭祀礼仪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祭礼由专门的司礼人员主持的现象增加，因此《诗经》中出现了以第三者的语气进行叙述的诗歌。随着神权思想的衰落和礼制的变革，祭礼由王亲自主持的现象必然大为减少，诗歌的叙述角度也从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转换。《那》通篇都是以王的口吻进行叙述，而且《那》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祖先的情感还是相当真挚和热烈的。从这一方面来看，《那》应为神权意识浓厚时期的产物，为商人所作的可能性最大。
　　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来考证古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由于受当时材料的限制，他在论证《商颂》非商诗时所使用的证据，如今大都被新的考古研究所推翻。如甲骨文中已有“殷”字，甲骨文中的“衣”有的即为“殷”的早期写法⑤。至于“唐”与“汤”字，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曾论证指出:“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癢，遂通作汤。”另外，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成唐”､“武唐”的称谓⑥。故“唐”与“汤”通用，后来通用“汤”字，并非称名之异。商周时期，文字演变剧甚，书录时早期文字被后来的通用文字所取代是不难理解的。陈炜湛在《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一文中将《商颂》中的词汇与商代甲金文词汇进行比较后指出，“《商颂》文字大部分为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有，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无者居少数。易言之，《商颂》词语大部分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有证。”他还指出，“《商颂》五篇中那些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的词语主要是语气词､象声词､形容词､副词，关键性的名词､动词较少。”至于《商颂》若干词语与“周诗相袭”，他认为“则有多种可能，或系流传过程中所添加，或周诗袭颂，更何况语言本有继承性，前代词语出现于后代未足为奇，是以未可一概而论，不足其为宋诗之确证也。”黄挺在《<诗•商颂>作者作年的再探讨》中也指出周人一定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与习惯将《商颂》重新加工过。另外，否定《商颂》为商诗的其他铁证，如“万舞”､“楚”､“景山”等也逐一被新的考古研究所推翻。既然否定《商颂》为商诗的证据多不足为凭，那么《商颂》为商人所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我国上古社会中，商代祭祖之盛无可比拟，祭祖乐舞相当发达。商代祭祖乐舞的盛况从其周祭祀典中可见一斑，从商代考古中所发现的大量乐器及卜辞记录中亦可看出。在这种文化孕育下，产生一些祭祖乐歌是非常可能的。江临昌在《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中曾就商代《颂》诗的存在进行了取证。其一是他根据一九七六年在周原遗址扶风庄白村南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铭文论证指出，周公安排微史烈祖“处甬”､“以五十颂处”都与巫史之官掌管“颂诗”乐舞有关。作者在文中引用了裘锡圭“甬”与“颂”相通的观点，认为商代原是有“颂”的，微氏集团便曾是商王朝的掌“颂”集团。从而肯定了商代《颂》诗的存在。
　　综上所述，《商颂》为商人所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那》应为商代的作品，但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可能经过了一定文辞的再加工。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 管恩好(1973-)，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生，从事先秦文献研究。
　　
　　① 王国维在《说商颂》中指出:“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纪祭祀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观堂集林》第2卷，第116页-第11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如王国维在《说商颂》中提出“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的观点，对学术界影响很大。《观堂集林》第2卷，第11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毛诗序》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④ 《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之言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翳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⑤ 于省吴:《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华书局，1979年版。1977年在陕西发现的先周甲骨中就有“衣王田，至于帛，王只田”的卜辞，“衣王”即“殷王”。见《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⑥ “成唐”见《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武唐”见刘毓庆《雅颂新考》第165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 杨公骥，张松如.论商颂[J].文学遗产增刊，1956，(2).杨公骥.商颂考．中国文学(第一分册)[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张松如.商颂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187.
　　[3]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19.
　　[4] 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三)[M].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15-16.
　　[5]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18页。
　　[6]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19-620.
　　[7] 李纯一.试释用､甬､庸并试论钟名之演变[J].考古，1964，(6).庸名探讨[J].音乐研究，1988，(1).
　　[8]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文物出版社，1996.105.
　　[9]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110.
　　[10]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79.
　　[11]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79~80.
　　[12] 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八)[M].中华书局，1986.644.
　　[13] 高专诚.甲骨文､金文所见殷周之际道德观念的嬗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14]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附录一《商颂考》)[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464-484.
　　[15]参见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M].文物出版社，1981.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J].《考古学报》，1989，(4).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J].学术月刊，1994，（11）.
　　[16]王秀臣.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J].社会科学辑刊，2005，(4).
　　[17]马银琴.西周穆王时代的仪式乐歌[J].中国诗歌研究，第一辑.
　　[18]夏含夷.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3).
　　[19]王国维.观堂集林[M].中华书局，1959.429.
　　[20]陈炜湛.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商颂》的比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21]黄挺.《诗•商颂》作者作年的再探讨[J].学术研究，1988，(2).
　　[22]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5.45-56.
　　[23]江临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453-456.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