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商颂·那》为商诗考
作者：管恩好
摘 要:本文从《那》“尚声”､重乐舞的文化特点､乐器“庸”的流行年代､狂热的宗教情感､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等方面来考证《那》原为商代作品，但在后世的流传过程可能经过了文辞的再加工。
《商颂》的作年问题历来存有争议。司马迁及三家诗认为《商颂》作于宋时，朱熹(《诗集传》)､魏源(《诗古微》)､皮锡瑞(《经学通论》)等皆持此论，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考证《商颂》名物与殷墟卜辞不符，否定其为商诗①，对学术界影响很大，郭沫若､陆侃如､冯沅君､高亨等亦均主“宋诗说”。“商诗说”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之言始见端倪，但对“校”的不同理解也可以产生商诗和宋诗的不同论断②。《毛诗序》始倡“商诗说”③，近当代学者鲁迅､郭绍虞､陈子展等亦主此说，杨公骥､张松如合著《论商颂》､后杨公骥撰《商颂考》､张松如著《商颂研究》力挺“商诗说”。近年来，持“商诗说”的论者逐渐增多，但与“宋诗说”两者之间仍未有定论。本文拟通过考古研究和文化特点等方面来分析《那》的文化属性，以考证《那》的作年，并借以阐发对《商颂》作年问题的认识。
《那》为祭祖诗，共二十二句，是一首整齐的四言诗。《毛诗序》和《郑笺》皆认为《那》为祀成汤之作，如《郑笺》曰:“烈祖，汤也。汤孙，太甲也。”而《毛传》却认为:“烈祖，汤有功烈之祖也。＂“於赫汤孙，盛矣汤为人子孙也。＂孔颖达《正义》亦解之为《那》“美成汤之祭先祖＂也。《那》的祭祀对象与其作年问题一样，目前皆存有争议，但该诗为祭祀商人先祖乐歌的看法还是没有问题的。而《那》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对祭祀礼仪中乐舞活动的铺张描写。全诗除“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及末尾八句外，其余都是对乐舞活动的直接描写。在这其中，诗篇又极力突出了祭祀的乐“声”。“奏鼓简简”､“鞉鼓渊渊，癛癛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穆穆厥声”等，显示出一种“尚声”的文化取向，这种鲜明的祭祀风格应属商文化的特点。《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孔疏》则进一步说明了殷人“尚声”的目的:“故用乐之音声号呼告于天地之间，庶神明闻之而来。”乐以降神，商人的这种宗教思想与周代明显不同。“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礼记•郊特牲》)灌以降神，裸祭是周人降神的主要方式。从商周祭祖不同的降神方式和《那》“尚声”的文化取向来看，它应属商代的宗教文化而不类宗周以后的祭礼。
学者们对商代祭祖礼的研究表明，商代存在着以翌､祭､疐､癝､彡为循环的周祭制度。其中翌､癝､彡皆为乐舞之祭。董作宾认为，“以祀事言，彡为鼓祭，翌为羽舞，乐舞所以娱祖妣者也;祭有酒肉，疐用黍稷，酒食所以享祖妣者也;终之以癝，更合他种祀典，总其大成，而祀事毕矣。”常玉芝根据几处甲骨文中成祀与“濩”伴随出现的现象，认为癝祀当与“濩”字的意义相近，而濩即“大濩”之乐，其说可从。这样商代周祭制度中翌､彡､癝皆为乐舞之祭。在五种祀典中乐舞独占其三，可见乐舞在商代祭祖礼中的重要性。在周祭制度中“翌”祭(即羽舞)和“彡”祭(即鼓乐)已经形成了专门的祀典，其翌祭的周期为十一旬(有三个空旬)，彡祭的周期为十二旬(有四个空旬)。商代周祭制度中“翌”､“彡”祀典的独立性既反映了商代鼓乐和羽舞的发达，也进一步表明了乐舞在商代祭祖礼中的重要性。商代周祭制度的形成是商代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而《那》对祭祀乐舞酣畅淋漓的描写显然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那》诗开篇便极力渲染了鼓乐喧天的盛况:“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前七句对鞉鼓乐声的突出描写既反映了鼓乐在这一祭礼中的重要性，又透露出一种狂热的宗教激情，这与鼓乐在商代周祭制度中的发达状况是一致的。《那》中的其他乐器磬､庸亦为打击乐器(另一种乐器管为旋律乐器)。这样，打击乐的“穆穆厥声”再加上“有奕”之“万舞”，便形成了恢弘而热烈的祭祀场面。《那》诗重乐舞的特点，尤其是对鼓乐的推重足以表明其祭礼的文化属性。殷墟“辛亥卜，出贞，其鼓彡告于唐，□牛，一月”(《铁云藏龟之余》)的卜辞亦可印证商代以鼓乐来祭祀成汤的传统。
《那》中的乐器“庸”主要为商代晚期的流行器物，这是《那》作于商代的重要物证。据李纯一考证，商铙本名为庸。“庸，流行时代主要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就已几乎绝响了。它的出土量不是很多。出土地点集中在豫北，鲁南和陕西关中等地也偶有发现。”“考古发现的商铙都是商代晚期的遗物”，这种铙“流行于以河南殷墟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而“进入西周，庸几乎消亡殆尽”。考古仅发现周代庸钟两件，其一为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出土的有干特庸，其二为安徽宣城出土的西周后期的夔龙纹特庸。庸钟的消亡可能是为性能更为优越的新兴甬钟所取代的缘故。因此，从乐器“庸”的流行年代来看，《那》应原为商代的作品。如果《那》作于周时，当使用周代盛行的甬钟､钅專钟和纽钟等青铜乐器，而不应使用“庸”钟。这很可能是因为后世已不再使用庸钟，又不能以新的乐器名来将之替换，故只能沿用这一乐器旧名。另外，“庸壴”在商代甲骨卜辞里也是习见乐器，如“贞辛庸用”(《甲骨文合集》15994)，“惟祖丁庸奏”(《甲骨文合集》27310)，“告癟，其众熹，庸壴”(《殷契粹编》539)等。这说明乐器“庸”在商代的乐舞活动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而卜辞中“庸壴”连用的现象亦表明“庸鼓”合用于祭典是商代固有的祭法，这正可与《那》“庸鼓有癠”的诗句相印证，从而为《那》作于商时提供了佐证。因此，乐器“庸”在《那》中原名的保留表明《那》当为商代遗音，而非周代的作品。
从《那》所呈现出来的宗教思想来看，《那》篇狂热的宗教精神也符合商文化的特点。开篇“猗与那与”盛美的舞姿和“置我鞉鼓”投入的音乐演奏，一下子将人带入激情的祭祀乐舞中。诗篇乐舞描写的部分始终关注于乐声的煊赫和舞蹈的盛况，自始至终沉浸于狂热的乐舞活动之中。《那》篇所呈现出来的宗教激情和忘我的乐舞表演，唯有尊神尚鬼､巫风浓厚的商代宗教祭祀文化才可能产生。《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商代遗存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商王事无巨细事皆要问卜，动辄祭祀，巫鬼思想十分浓厚。商代考古也揭示了商代宗教祭祀的野蛮和狂热。商代祭祀的规模十分庞大，不仅陪葬有大量的铜器和玉器，而且用牲量也极为惊人，以人作为牺牲或陪葬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狂热的宗教祭祀思想往往会导致狂热的宗教情感。而且经考古研究表明，商代青铜礼器中极重酒器的组合。商人嗜酒的风尚也会助长其祭祖的狂热精神。相对而言，周人的祭礼则更为理性一些。周人祭典更多的是关注于祭祀的礼仪和对祖先功德的咏颂，即如孔子所称道的“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而不是沉浸于酒神般的狂欢之中。如《周颂•有瞽》也有对祭祀礼乐的描写，但该诗所反映出来的宗教祭祀思想与《那》相比显然具有不同的风格。《有瞽》更为关注的是祭祀的礼仪过程，而不是乐舞本身。《有瞽》首先陈述的是乐师就位——“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然后铺述乐器的排放——“设业设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最后点出乐器的演奏——“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有瞽》对乐声的描述极为简练，基本上是对祭祀的礼仪过程的描写。其尾句“我客戾止，永观厥成”揭示出该诗“观成”的叙述目的。诗篇虽也叙及“喤喤厥声”的音乐演奏，但这只是一种客观陈述，感受不出什么激情。《有瞽》充满理性的宗教精神､祭祀过程的有条不紊､“以观厥成”的作诗目的以及第三者的旁述语气都与《那》诗狂热的宗教精神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两首诗应属于不同的宗教文化，而《那》应为商文化的产物。周代巫鬼思想的淡化和理性精神的增长是难以产生像《那》这样充满宗教激情的诗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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