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再现艺术的生命力

作者:于 慧




  “直”包括直言其事,还包括直接抒发感慨、表明态度、议论是非。用直的手法创作的是叙议结合的叙事诗。白居易叙事诗的直书其事与含蓄蕴藉的抒情诗大异其趣,好发议论也是有别于兴象玲珑的盛唐诗的一种新风气。实践证明,含蓄蕴藉并不是诗歌唯一的标准,表现的诗不一定都是好诗,直质的也并非都不美,诗歌正如我们这个世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现代读者阅读白居易的作品更容易些,白居易较之唐代其他诗人,在与我们文化同源的韩国、日本得到更多的喜爱。
  至此,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叙事诗的作用和地位。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学是通过个人眼光对社会存在的认识。文学不可能脱开对社会的反映,叙事作品因其反映现实的直接和具体,在重现社会样态、表达对社会之认识上具有优势。又因其通俗性和形象性,更易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小说、戏曲在近代勃兴,正说明以再现观为基础的叙事文学的发展。古人常把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誉为“诗史”,今人也有“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这都说明了诗歌再现历史的作用和它们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再现诗美观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不断掀起新高潮,其勃兴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有关,在社会和思想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人们的现实关注意识增强,再现诗美观则随之复兴,这是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如建安时期的三曹,安史之乱时期的杜甫,贞元、元和时期的白居易,以及后来元末明初罗贯中、施耐庵,明末清初吴伟业、顾炎武,清中叶曹雪芹以及近代的小说作者。白居易正是在社会变革的激流中,自觉继承汉魏乐府的叙事传统、学习杜甫的写实精神,以再现的诗美观使诗歌真实而广阔地展现社会历史画面,从而作为“形象化的历史”,给后代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备忘录。他的再现诗美观不仅给叙事诗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宋诗的生新面目也肇端于此。可以想见,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再现的诗美观还会不断掀起波澜。
  还有一个值得推究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说,在小说、戏曲成为文学体裁的主流之后,叙事诗就会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毋庸置疑,《卖炭翁》讲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它的批判力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句子相比,不仅仅是激愤的斥责、揭露,而且是大背景下的真切画面,包括环境、氛围、人的面貌、活动、话语和内心深处的搏斗,更重要的是,在文学长廊中留下了有着特殊而普遍命运的“这一个”老翁。但同时它又不是一台杨白劳的悲剧,需要在特有的时间和空间一幕幕地上演;也不是有关朱老忠一生经历的千周百折,需要在大部头中一回回地讲来,而是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精警传诵千年。它不是太史公笔下的传记人物,但同样有着“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总而言之,它是叙事诗,不是戏剧、小说,也不是散文、抒情诗。 中唐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大转折、大变化时期,叙事作品的勃兴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散文的高峰、小说的成熟、戏剧的滥觞都发生于此时,诗歌的变革不能不受到它们的影响。诗歌要走向哪里?新乐府诗是否背离了诗歌的创作原则?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变化中它仍然是诗,而非其他。再现艺术在不断发展变化,今天的人也许不会再以新乐府的方式写诗,但再现的艺术始终在发挥着作用。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于慧(1969-)山东肥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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