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周作人小说《江村夜话》的现代性
作者：关 峰
摘 要:传统生成性的现代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江村夜话》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它的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观念上，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谴责的精神。其次，对国民性的关注也是它现代性的集中表现。最后，牧歌风的追求呈现了《江村夜话》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据足于现代生活之上，和古代性相对立，虽然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并不一致。在中国，伴随着十九世纪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侵入，以天人体系为核心的古代性价值观念遭到了空前的颠覆，现代性才得以全面展开。同时，现代性还有另外一副面目，即它自身的因果律和历史法则所许可的时间特性，也即传统的生成性特性，现代性的发展既是进步的也是进化的。比较而言，后者所体现的现代性过程更应被重视，因其更具韦伯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基础。
周作人一生仅写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江村夜话》是其中较长的一篇。小说文本面世于文学革命之前，以文言书写，不过它仍然鲜明地呈现出了生成性现代性的图式。
一
《江村夜话》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于它的不同于传统的现代观念上。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出之处，仅仅是传统“悯农”题材的一例而已，但它处理的方法和态度显然已与传统大不相同了。小说篇幅不长，涉及的人物倒不少，计有渔父､甲､乙､先生(塾师)､来者､儿童､豪子､老农､农女､渔人等。情节主要在豪子与老农､农女之间展开。豪子为老农减租的同时也玷辱了他的女儿，老农力图攀结姻缘，结果为豪子所嫌恶，以官府之力逼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事件本身并不怎么希奇，仅只是封建社会中常见的悲剧，在农村尤为普遍。富人恃强凌弱，根本不考虑什么正义､道德，穷人只能立于“无告”的地位，任凭宰割，根本没有伸冤讲理的地方。人们对他们所能施予的也仅是同情与默然，任何些微的实际上的援助都将招致厄运，正如小说中的媪(老农之妻)之死，“邻右咸惧累，勿敢近”，掀起的正是专制制度下浮世的一角。
小说中的先生､甲､乙､来者态度或激愤，或痛感，或怕惧，或忧虑，其实都是社会言说方式的组成部分。社会言说方式系社会有机体的内涵，往往是习惯和统治思想的协作者。先生的激愤和乙的忧虑貌似以反抗面目出现的叛逆行为，其实客观上它们恰恰促成了所要反抗对象的巩固，而真正值得注意的声音来自渔父，某种程度上渔父才是最警醒的智者和正义势力的代言人。渔父“无妻女室家，终日放浪江湖间”，嗜酒，健谈，而且言语滑稽机智，集老庄､明末吴越间遗老､吉卜赛人､灯台守老人于一身，是一个有着古今中外多重性格的复杂形象。老庄的“无为”､吴越间遗老王思任等的放诞､吉卜赛人的浪游､显克微支小说《灯台守》中的老人，诸如此类系列代表了一种游离于现世的社会批判者的价值取向，他们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现实中的丑恶予以辛辣的嘲讽，但又并不那么认真，常以诙谐的态度击中要害，反讽的语调也显示了现代生活的特征。渔父不仅嘲笑甲､渔人､老农这样的贫民，也嘲笑先生､豪子等上流社会中的人物，谑称豪子为“花线鸡”，甚至可以说是嘲弄和嘲骂了，这就是绍兴师爷的作风。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周作人分析:“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他称之为“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里诅骂及诙谐与服从的奴性恰成对照，显示了渔父鲜活的生命力。
周作人在日本时曾热衷于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文学的反抗精神与刚健正直之风使得周作人一直偏好有加，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还撰文称道:“(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而其影响便多少留遗一点下来，到现今还未消灭。”①渔父的性格直接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文学滋养。除上引显克微支外，匈牙利的育珂摩尔也是重要的一位。周作人曾引匈牙利评论家赖息氏语评价育珂“于国家为忠，于家人为义，于民为惠”②。何以于民为惠?这在渔父性格中有不少耐人寻味的表现，最重要处在渔父的自我谴责观念。当富豪与农夫之间发生冲突时，先生与“乙”就共同诋视富豪这一点上发生了冲突，渔父却提出:老农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豪子门第高贵，富甲一方，岂是贫弱的老农能够攀结得上的?老农一厢情愿，当然要吃苦头。这个看法显然更具有现代气息，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谴责精神。
一九二五年以后，周作人“谈虎”兴味渐浓，就俞平伯和郑振铎之间的冲突发表意见道:“近来为了雪耻问题平伯和西谛大打其架……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其自己谴责的精神我觉得是一样可取的。”③在《京城的拳头》里周作人对国家主义者的“慎防洋人，拳头还是京城的好”的议论表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不愿承受‘晚娘的拳头’，但也不见得便欢迎亲娘的”。《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指出:“我们所要的是一切的正义:凭了正义我们要求自主与自由，也凭了正义我们要自己谴责，自己鞭挞……我们在反对别人之先或同时，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这才是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则只是拳匪思想之复活。”这个思想与鲁迅对宁愿做本国人奴隶的批判是互相呼应的。
渔父对富人欺凌穷人的事实并非不清醒，但他同时看到，仅靠依恃公理诅咒和抨击富人还远远不够，首先而且最重要的还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越拉上客观的理由越只能证明自己的愚昧和愚蠢。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周作人最早提出“把自己客观化了”(蔼理斯语)的问题，称“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与江绍原的通信中警告:“野蛮人常把自己客观化了，把自己行为的责任推归外物，在小孩狂人也有这种倾向。”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的生存哲学正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哲学，没有了康德意义上先验性的主体概念，人在存在中显现自身。周作人强调个人，虽然还有着启蒙运动时代浓郁的理性空气，但就人的积极主动性上的考察，是颇有些海氏哲学的意味的。因此，《江村夜话》中的渔父某种程度上正是周作人自己兴味和格调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现代性蕴含的化身。
二
众所周知，问题小说是新文学出现后第一个流派意义上的创作潮流，鲁迅､胡适等都创作了反映社会诸问题的小说。其实，周作人于一九一三年左右就提出了问题小说的概念，在《中国之小说》中，周作人梳理了世纪初小说发展的历史:“近十馀年来，小说与群治之论兴，《官场现形记》而后，稍稍脱闲书之域，然欲求能称问题小说者，盖未之见也。”在此意义上，《江村夜话》完全称得上是问题小说，它与此前鲁迅的小说《怀旧》有异曲同工之妙。《怀旧》中的金耀宗､三大人与豪子同是富人，他们的行为也不无二致。豪子“有田八百亩”，致富全靠盘剥农民所得，“豪家平日索租，无问旱潦，必取盈始已”，侍妾也有很多。金耀宗和三大人起家也靠获取不义之财。金耀宗的父亲为长毛“治庖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三大人的父亲何狗保则是靠卑劣的敲诈长毛的手段才摇身一变而为富家翁的。村镇上贫富差距很大，往来芜市与何墟的难民多于“蚁阵”，而金耀宗却可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两篇小说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映了农村社会重大的现实问题——贫富对立，但《江村夜话》则更具体地反映了它的实质，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情感。有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周作人唯一的一篇创作小说《江村夜话》，却是典型的社会小说，反映农村豪富对农民的压迫，表现了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同情，与同时期鲁迅所写，用周作人笔名发表的《怀旧》一起，是可以看作五四‘为社会人生的文学的滥觞的’。”④虽然所说《江村夜话》是周作人这一时期唯一的一篇创作小说并不确凿，但所述“社会小说”之义大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