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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忧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的主题描述
作者：沐金华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这是萧红对后花园的自由生长着的植物的描写。然而，从这段话中，我们又分明看到，萧红表面上是在写后花园的生机勃发和自由自在，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呼兰河人对生与死的态度。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厉呼号不同，《呼兰河传》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呼兰河人继续进行着自己卑琐平凡的生活:“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了，哭一场“埋了之后，活着的仍旧过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在这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这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百年孤独”和荒原世界。因为前者尚有动物性的生存，现在却一切都没了，只剩下冰冷的石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不以悲剧为悲剧的漠然无谓，才是真正的悲剧。“萧红的《生死场》是不朽的，它第一次如此淋漓尽致地大胆裸露生命的躯体，让它在纷扰繁殖的动物和沉寂阴惨的屠场与坟岗中舞蹈着。”②那么《呼兰河传》却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他们对生死的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
小说更多地写到了一种质地丰厚的痛苦，一种活得“顽强”的悲哀，一种含泪笑着的人生。死了女人，穷到极点的冯歪嘴子“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那些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漏粉人“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等粉条晒干了，他们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那粉房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这是乐观，还是麻木?是坚强，还是无奈?我们无法辨别，无法理解，但我们分明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出了作家凝聚在笔端的永久悲伤。
(三)生的哀痛与挣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中，我们也能发现有大量的描写普通人的生存痛苦的作品，这些痛苦一是精神的，一是物质的。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女性生存处境表现出的忧虑。
罗淑的作品描写的大多是穷困潦倒的人间惨象，一方面表现她对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对普通人的生命的悲悯与关怀，所以她作品有真实的沉重感与贴切的严峻性。《生人妻》写了一个曾在旧中国南方相当流行的“典妻”的故事。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篇作品的题材并不新鲜，在此前已有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蚯蚓们》､含沙的《租妻》和柔石的《为奴隶底母亲》等，但《生人妻》的全部优势在于“写得好”，生动地展示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民间惨痛。《橘子》以“阿全叔家的橘子红了”起头，以“六岁不满的丁丁”想吃橘子而始终未能如愿结构全篇，将贫苦本分而勤劳的山里人受尽奸猾的中介商的欺凌与屈辱，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嫂》写一个十五岁就被拐卖给人作女仆，遭奸污后又被赶出来靠讨饭帮佣过活的老佣人的悲惨故事。《井工》的主人公“老瓜”是在父亲不幸落入盐锅被活活煮死后，因无生路可走而子承父业当了一名盐工。为了生存他甚至去挖坟，用死人的衣服换饭吃，偷窃更是家常便饭，以此维持着自己和瞎眼老母的生活。为此，他一直受着众人的蔑视与欺侮。巴金曾对罗淑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
透过“乐观”的表象，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种种缺憾与矛盾，将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呈现出来，这是丁玲用笔的深刻处。丁玲的部分小说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精神上的痛苦和挣扎，从一个全新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女性生存的环境。弥漫于这些小说中的是那种最“难于忍耐”的“阴沉和絮聒”（《风雨中忆萧红》）;“当她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在医院中》）;“……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这片阴霾的背景中，贞贞､陆萍出现了，她们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在医院中》），但也正是她们的“热情”与“幻想”注定了她们与这背景的格格不入。对贞贞而言，日寇的蹂躏固然摧残了她的身心，但是，使她更不堪忍受的，则是亲人们的误解､庸人们的鄙弃，以及爱人的怜悯（贞贞需要的并不是怜悯）。在霞村，尽管已建立起革命的基层组织，但是封建意识､传统观念依然是那么顽固。尽管也有一些人理解贞贞（比如那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比如阿桂，比如“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怀着一种“看客”的心理，极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女性的“奇观”，“她”不仅要承受着“他们”的赏玩､歧视､监控，还要承受着“她们”的冷眼与傲视;“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终于，倔强的贞贞决定远离亲人和村庄，到延安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但是，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乐观。凭着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丁玲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幽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中，不仅有一个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外行院长，还有一群仍然需要解放､需要革命的“革命女性”。在这样的女性群体中，不仅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姊妹情谊，形成巩固的女性同盟，而且，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统摄和同化下，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很难获得孕育发展，因而陆萍这个追求个性､渴望平等的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是的，应该斗争呀！”——当她试图从这种“可怕”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中;“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习惯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往往以“正义”､“公理”的面孔出现，不容置疑地将越轨者拽入到既定的轨道，这注定了陆萍作为女性､也作为知识者的失败。终于，陆萍被“激怒”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作家身处相对割裂的政治环境中，彼此间也缺乏沟通与交流，但凭着女性共通的经历与自我的生存选择，她们共同托呈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写作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空间。她们的每一种写作姿态，每一种写作的视角，都具有与男性作家写作不同的价值，并最终与男性写作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多元局面。正是通过所有女作家的不懈努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女性写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中的独立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江苏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批准文号:05SJD750014。
作者简介:沐金华，文学博士，江苏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女性小说研究。
①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② 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③巴金:《纪念一个友人》，载艾以主编《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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