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生存忧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的主题描述
作者：沐金华
摘 要: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的创作主题表现出与以往任何时期明显不同的特色，一方面，处于不同地区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主题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由于都是在战争这样一个相同的背景下，她们在作品的主题上也表现出共同的诉求，这就是对生存的忧虑。
在我们对现代文学三十年进行回顾与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十年都有一个主旋律，每个主旋律又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创作模式:第一个十年是启蒙主题下的愚昧——文明模式，第二个十年是革命主题下的压迫——反抗模式，而第三个十年无疑是战争主题下的侵略——抗战模式了——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主流创作模式。然而，对于女性文学而言，由于女性作家创作的独特的视野，她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生命体验，再加上她们对战争的疏离和排斥，因而，使她们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小说创作不可能也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学创作模式之中，这就决定了她们必然要在民族战争的总主题下寻找到一个既能参与主流话语的言说，又能体现女性创作特色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在战争背景下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忧虑。
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女性在时代浪潮的推涌之下对自身历史境遇的反思，她们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在传统文化的压抑下沦为“第二性”的不幸遭遇。如果不是“五四”的劲风吹醒了她们，很可能她们会在这种受压的境遇中毫不自知而快乐地生活着。因此，当时的女性只要固守传统，苟且而生，她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危机。然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却不同，她们所面临的是传统的性别歧视和现实的战争威胁，无论她们是否有自我解放的欲望和追求，她们都面临着最直接最现实的危机，那就是血淋淋的战争。此前的女性们，尽管在男权中心的统治下生活并不快乐，但她们没有生存的顾虑，而此时的女性，不要说生活，就连最起码的生存也都成了问题，因此，难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要将她们的笔触伸向女性的生存境遇。
“生存是人类的第一尊严”。“生存意识”如同死亡､如同性爱一样是人类表现生活､再现生活的一个永恒主题。战争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修正､磨砺了人类的“生存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民族矛盾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因而对于男性作家而言，“全面抗战，一致对外”成了他们的共同愿望，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逐渐缩短了自身与群众､与生活的距离，自觉与不自觉中再现了战时的社会生活。然而，与男性作家表现的主要是国家民族的生存这样的大是大非的主题不同，女性在表现生存的主题时，往往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在独特的环境下的生存处境和个体体验。这样的主题表达和独特的表现视角，丰富和补充了男性创作所无法表现的内容，为人们全方位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审美角度。
在表现四十年代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女性的生存忧虑这一题材上，她们主要描写了女性“以爱谋生”，“向死而生”以及“生的哀痛与挣扎”三种生存方式。
(一)以爱谋生。希腊的神话里对“女人的最大愿望是什么”的回答是“有人爱”。千百年来女性的生存意义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对情感的执着和依赖里，因而对女性的关注和表现就是展示她们如何戴着爱的枷锁跳舞，从中隐含着她们对这类生存方式的否定。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圣经”的《第二性》一书中，通过对漫长的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这一著名命题，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次性”。张爱玲作品可以说是对波伏娃这一结论的最好阐释，她的作品就是表现成为“第二性”的女性如何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困境中生存的:女性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们对眼泪与爱情嗤之以鼻，嫁人的目的就是求得自己的物质生存保障。这种女性的谋生式婚姻观与其说是对无奈现实的消极接受，倒不如说是女人奋起自保而采取的对她们而言最可行的积极策略，但到底散发着莫可名状的悲凉意味。
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始终是漂浮不定的，她们没有自己稳定的“根”，对自己的遭遇无从把握，只能随着命运的小舟随波逐流。她们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主生存的本领，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凭借自己的身体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生活。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思考得最多的就是抓住岸边稳定坚固的岩石､或仅仅是一丛救命的小草，哪怕只是得到暂时的庇护。《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对范柳原极尽曲意奉承之能事，明明知道范柳原要的是什么，但还是愿意接受他､靠近他，以致嫁给他。她对范柳原的用心良苦的爱情游戏就是为了换来一张长期饭票;《金锁记》中曹七巧果断舍弃自己的所爱而嫁给一个她不爱且又是一个残废的丈夫，就是因为姜家有钱，能保证她好好地生存下去。而她深爱姜季泽，也只为保全用青春､幸福换来的家产而在姜家寻找一个靠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来是可以不听从姑母的话而走掉的，但是，她还是留下了，还是堕落了，因为，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实在是大了，离开了这一切，她将无法生存;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中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霓喜更是跌宕在一个又一个婚姻之中，周旋在一个又一个年轻的或年老的男人之间，其最终目的也就是能有一个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这些女人都是精打细算，心计颇深，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少了女孩的单纯与浪漫，却多了冷酷现实赋予的圆滑､世故与势利，她们窥探命运赐予的一切机遇，并不惜任何代价抓牢它，因为孤独无援，她们只能相信并依靠自己，绞尽脑汁，凭借上天赐予的美貌与智慧谋划自己的未来蓝图，因而社会的阅历使她们城府极深，心态扭曲变形。婚恋未能给她们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它加深了女性生命的漂泊感和失落感。生存方式与生存目的之间的矛盾，使女性处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论之中。而且，由于欲望的支配，七巧､流苏们的生命态势充分展露出人性卑琐､盲目､妥协､无知的一面，这更使女性的生命悖论显示出哲学上的深层意味。张爱玲就这样让笔下的女性容纳生活的庸俗､都市的喧嚣､男性的自私､人性的肮脏，却“唯独没有自己，只有都市文化‘排泄’的渣滓。……人成了非人”①。
(二)向死而生。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人有了物质条件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这是对生存与生活的区别的精辟论述。世界上的动物林林总总，它们忙忙碌碌，东迁西徙，寻求温饱，无非是为了生存下去，这是动物的本能。为此，互相残杀，弱肉强食，便成了动物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人则不然。虽说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条件，但人的活动是受意志支配的。如果一个人的意识只知道为了维持生存而追求物质享受，缺乏理想，那与动物何异?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然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那些像动物一般苟活着的芸芸众生，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活着，像动物一般的生存而已。女性作家从社会意识的角度，表现了对这类人的生存方式的忧虑。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处于崩溃的边缘:三座大山的压迫，经济的､物质的极度匮乏，精神上所遭受的严重戕害，天灾人祸中趋于委顿的精神世界，战争爆发带来的末日心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再现这一状态下百姓的生活现状，以唤起民众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危机感，唤起百姓“灵魂的自制力”，成了作家的责任和追求。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往往不是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表现外部环境的恶劣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困难，而是在战时的背景下，挖掘传统因袭下的人们“向死而生”的生存现状，以期达到对世人的警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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