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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国家主义的诉求：闻一多“大江”时期诗作的审美内核
作者：王向阳
一九二三年九月，闻一多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同年，他在美国抛弃图画专攻文学。《红烛》只是一个开始，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唯美的理想色彩，秀丽而感伤，在艺术上还属于尝试阶段。一九二八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死水》，标志着闻一多诗歌步入了成熟期。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批判现实，同情下层民众疾苦，忧患民族国家命运，忧愤深广;艺术上追求格律，精心锤炼，自成一格。在《红烛》和《死水》之间，即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左右一段时间，从组织“大江会”到回国策划“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活动，闻一多积极参加国家主义的团体活动，一直与国家主义相始终。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姑且称为“大江”时期。这几年的诗歌，作者没有单独结集出版，它们包括一九二五年在《大江季刊》上分两期发表的诗歌共六篇:《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浣衣曲》《南海之神》《七子之歌》。除此以外，还有几篇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清华生活》等刊物上，如《渔阳曲》《园内》《醒呀！》《大暑》《回来了》《故乡》等。“大江”时期诗歌表现出内容和风格上的同一性——诗人不再去苦心寻找空幻的美和青春理想，诗歌中所有的爱､恨､悲､欢，都是为了民族国家而发。这类诗篇，《死水》和《红烛》里也有，但很少，主要是在“大江”时期创作的。艺术风格也明显不同——由《红烛》的多愁善感一变而为慷慨激奋，但又不同于《死水》整体上的沉郁顿挫。
“大江”时期诗歌都有一个抒情主体——“我”，“我”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的赞颂､号叫､诅咒中，“中国”的形象出现了。《长城下的哀歌》里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爱恨交加的情绪，长城是“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又是“旧中华的墓碑”，而“我”是“这墓中的一个孤鬼”，“我”赞颂长城是民族的伟大标帜，又诅咒它老而不死，“我要把你来撞倒”。“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威武的“神狮”。在《醒呀!》一诗中，蒙､满､汉､回､藏五大民族分别祈祭神狮，希望她能醒来，而“我”也五色旗下哀号。“中国”有着宽广的疆域，她的版图缩本是有五样颜色的海棠叶，印在“我”的心里，谁要能偷她的版图，就能偷我的心。(《爱国的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她已经被强盗既偷又抢，变得不完整了。澳门､香港､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台湾“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诗人作《七子之歌》，每地一章，抒发“孤苦忘告眷怀祖国之哀忱”，悲切号呼:“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强烈的国家认同，使闻一多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寄予了厚望，对共产党却另有看法，以为后者通俄乱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种态度和“醒狮派”是一致的。闻一多把孙中山比喻成“南海之神”､“中华圣人”，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华昨日的伟大”､“明日的光荣”。
总之，闻一多“大江”时期的国家主义诗歌呼唤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她蕴涵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各民族凝聚团结，有统一完整的版图，有坚强伟大的领导者。
国家由不同地域的人们组成，其实他们相互之间是陌生的，甚至一辈子也不曾见过面，但他们自己认为或被认为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必然要彼此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当然，通过国家的现实政治可以建立一些联系，如国籍､行政设置和日常国家管理等等，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些联系都是从外部强加的，无法深入内心，国家的观念必须借助于文化和文学的力量在人们的心理上建立起牢固的身份认同，让不同阶层､地域､族裔的人意识到彼此间有共同联系，乃是因为“本来如此”､“自古亦然”。最好的办法，是到历史中去提炼一些文化资源，并使之符号化，变成民族国家的象征，去容纳无数不同的人的想象。
闻一多国家主义诗歌有深层的文化内涵——用文学手段重新构建民族神话，为国民共同想象国家提供符号资源。即便是他的学术研究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闻一多关于龙的重新阐释包含着强烈的国家主义诉求。他论证说，龙是一种图腾，是由各种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龙身体的局部像鱼､马､鸟､鹿，但它的主干部分却是蛇，以蛇图腾(汉民族原始图腾)为最强大，融合了其他部族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解释实际上就是把象征皇权权威的龙转化为汉民族兼并､征服其他民族而形成大一统华夏民族的神话。“大江”时期的诗歌与后期的学术研究，价值趋向是内在一致的。诗歌里遍布各式各样的民族符号，有时是被神化的英雄，他是民族史诗的主角(《南海之神》的孙中山);有时是慈爱的母亲，她深情呼唤孩子(沦落为殖民地的领土)的归来(《七子之歌》);有时是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珠帘半卷的高楼”“一树的碧阴”“满庭的红日”“万竿斜竹”“一树寒梅”(《长城下的哀歌》)，这些诗歌意象都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精致隽美;有时是国家疆域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脸上有黄河波涛底颜色，/泰山那底露滴成我的忍耐，/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戈壁､黄河､泰山､剑阁各种自然景象宽广､雄伟，充满威严､神秘感。由此可见，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诉求欲望是极为强烈而彰显的。
闻一多尊重格律，锤炼意象，把“五四”以来的白话诗歌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和传统诗教深相契合，但又和传统诗歌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缘于西方现代审美观念的沐泽，根本原因乃在于诗歌的民族国家诉求。同样是以自然为抒情对象，传统诗歌散发着浓郁的田园气息，闲适空灵，纤巧精致。而闻一多则着意选择那些阔大､深厚的对象，重新赋予自然以意义，播散着民族国家的绚烂光彩，转而为一派森严气象，格局扩大，气魄雄浑。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头来过，与古典文化划清界限;闻一多的诗歌是典型的社会文学，但他并不是简单地推倒，而是就地取材，在“山林文学”中摘出经典的意象，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完成了“文学领域里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⑤。
诗歌，凭借它象征的力量，恣肆奔放。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上帝和神灵在尘世中显现，彼岸和此岸世界之间不可置疑的､神秘的联系就是通过象征来完成的，缪斯的宫殿里没有比象征更专横､更有力量的。闻一多的象征诗国里，神明隐退，国家登场，所有的表层意象都指向一个新的神圣体——国家。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当然是“中国”的，而不应该是西方的“盗版”，应该有它独特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桂冠不属于李金发，因为他对西方象征主义亦步亦趋，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加以创造性的本土化，显得太“隔”;也不属于戴望舒､穆木天､王独清等，他们太过纤巧小气，背离了中华几千年皇皇诗教雍容大度的风范。它应该属于闻一多!晚清时期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悬想未来，空泛疏浅，雁过无痕，足见现代国家的凝聚膨胀不借助于传统，则无以深入人心。闻一多建立的象征世界立足于传统却为现代所仅见，对后世的影响是惊人的。他在诗歌中一方面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高歌“五千年中华庄严灿烂”“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一方面又尖锐地鞭挞国人“庶祖列宗啊!我要请问你们:/这纷纷的四万万行尸走肉，你们还相信是你们的血裔?/你们还相信是你们的子孙。”(《长城下的哀歌》)然而，这种反省常常被悬置，成为政治工具，每当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时候，长城､泰山､黄河的颂歌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国家”谨慎而又巧妙地控制和利用着这些符号，或诱发引导，或推波助澜，或舒缓抚抑，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民众对“国家”(政府)的信心和向心力，人们则在激情的发泄中向“国家”奉献出自己的理性，这并不是国家主义者如闻一多等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向阳(1969-)，湖南双峰人，文学硕士，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周淑真. 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② 大江会宣言[J]. 清华周刊，1925，（5）.
③ 闻一多. 《女神》之地方色彩[A]. 闻一多全集[C].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23.
④ 闻一多. 致父母亲[A. 闻一多全集[C].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6.
⑤ 单正平. 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第一卷[M]. 北京:南海出版公司，200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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