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文化国家主义的诉求：闻一多“大江”时期诗作的审美内核
作者：王向阳
摘 要:一九二零年成立的“大江会”有着区别于一般国家主义团体的特质，那就是它具有强烈的文化国家主义诉求欲望。“大江会”文化国家主义思想最典型的践行者是闻一多。闻一多“大江”时期的诗作热切地呼唤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透显出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文化国家主义成为其诗歌的思想内核，诗人把狂热的国家主义情绪和对传统文化的膜拜精美地编织在诗国中，使国家主义和纯熟的诗歌艺术联袂上演了辉煌的一幕。
一九二零年代，日俄环伺东北，英美沿海而进，为获取在华利益，或相互勾结，或兵戈相向，中国几无主权可言，由此而来，民族情绪愈益膨胀。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主义思潮以其“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获得广泛支持，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各种国家主义团体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组织了一大批国家主义青年团①。受时局的感染，国外也发起成立了许多国家主义团体，遥相呼应。主要有美国的“大江会”“大神州会”，日本的“孤军社”“独立青年社”“华魂会”“江声社”，欧洲的“工人救国团”“国际同志会”“先声社”等。这其中，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大江会”是众多国内外团体中最为显赫的。一九二三年八月九日，留美的清华学生在“新清华学会”基础上成立了“大江学会”，一九二四年暑假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小旅馆里成立“大江会”，共有会员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顾毓绣等二十九人。“大江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出版《大江季刊》，但因为会员分散各地，经费左支右绌，稿件东拼西凑，日常编务难于应付，共出两期以后无疾而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大江会”又邀请其他国家主义团体筹备组建“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二十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办公的地方就设在大江会的主要发起者闻一多的住所。该团体的政治活动，主要是组织了两次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大会”，同年三月中旬的“反俄援侨大会”。因为强烈的反苏俄倾向，在开会现场甚至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直接冲突。
因此，“大江会”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成立伊始，就鼓吹“大江的国家主义”以区别于狭隘的军国主义，毫不掩盖其鲜明的政治色彩，鲜明地“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但大江会又有区别于一般国家主义团体的特质，那就是它的文化主义取向。一九二三年“大江会”成立时，就表明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同时又宣称“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绝不限于政治的活动”。言下之意是它有文化的诉求，尤其是文化国家主义的诉求。“大江会”的文化国家主义倾向，最典型的体现者是闻一多。作为“大江会”的重要代表，闻一多始终致力于倡导文化国家主义思想。上承《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东西文化”争论，一九二零年代初爆发了“科玄论战”，这场文字官司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闻一多等人正在清华念书，受到了熏陶。“科玄论战”没有结果，但普遍反映了时代部分知识分子谋求重建对古典文化的信心，和对“五四”时期全盘接受科学观念而否定传统文化加以重新检讨的要求。闻一多和梁实秋等在清华学校就非常反感西方的“物质文明”，崇尚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用艺术和美来针砭时弊。这种态度，是顺应一九二零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结果。可见，大江的“文化国家主义”在其成员尚未出国之前即已孕育了它的胚胎。留美后，这种情感日趋强烈，可以理解——一个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年轻学子，在异国他乡遭遇异域文化并备受歧视的时候，更容易生发对祖国文化情感上的景仰和眷恋，尤其是英美的留学生。倘若在日本，毕竟还是处在汉文化圈内，文化异质感还不那么浓烈，所以郁达夫小说里所透露出的民族国家情感总显得直露浅白，而不像闻一多那样深厚真挚。
《大江会宣言》②宣称:“近代国际史，乃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冲突之历史，而近三百年来，此项冲突更已达最剧烈最惨酷之程度”，“任何国家，其国家主义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而“中国今日则以缺乏国家思想之故已陷于日暮途穷之境”。无疑，“大江会”延续了晚清时期国家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关于“国家思想”的命题，不过又有了新的发展。梁启超在接受国家主义思想时，魂牵梦萦的是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老大中国”一同遭到摈弃。后来发生了变化，他所著的《欧游心影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西方文明予以了批评，对东方文明的回护姿态直接影响了“科玄论战”。梁启超作为最早的国家主义者的转变，即由憧憬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到借助于传统文化资源来重塑国家意识的转变，证明了国家主义逐渐转向传统文化的必然。“大江会”正是把文化与国家的存亡联结起来，大力鼓吹“文化国家主义”。“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之保存及发扬也”(《大江会宣言》)。所谓“文化国家主义”，实质上就是借本国家文化的优越感以培养国家认同的意识和情感，它是由“华夷之辨”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发展过来的，自认为中华文化是最高等的文化，可以同化野蛮民族。十九世纪末受到坚船利炮的重创以后，国人对这种“文化天下观”有普遍的反省，梁启超的国家思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反省之上的。但是在饱经新文化运动一番欧风美雨后，民族自尊性在极度自卑的文化“弑父”中重新反弹。因此文化国家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有时甚至是情绪化的。他们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杀人的，而中华文明是精神的､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让传统文化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文化国家主义者不再一味地盯住空幻的未来，而是把眼光瞄准过去，在传统文化中寻求认同“国家”的资源，使之象征化和符号化，为想象新的共同体提供历史依据。前者旨在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建立民族国家的信心，后者则是为民族国家构建符号谱系，使之具体化。
“大江会”的文化国家主义倾向影响深远，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三四年时间内，较为强韧地规约着“大江会”各成员的主体建构和审美追求。在文学上最能充分体现“大江会”文化国家主义色彩的自然非闻一多莫属。受文化国家主义的导引，闻一多在大江时期的诗歌透露出十分明显的文化国家主义的审美旨趣。
闻一多本来就有唯美主义的天性，鄙弃物质中心主义，再加上在美国体验异国的歧视，浓郁的怀乡情愫使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厚此薄彼。他认为，眼前的西方文明是我们的敌人，“是天灾，是人祸?是魔术?是妖氛?/哦，铜筋铁骨，嚼火漱雾的怪物，/运输着罪孽，散播着战争……”而伟大的中华则是那么雍容美丽､文明智慧，“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底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旷野的西人吓倒了!”③自古以来就有文野之分，夷夏之辨，认为异族非我族类，顽劣野蛮，不可否认。这种“中华文化至上”的论调，在闻一多的思想深处潜存着。当然闻一多不再是迂阔无知､盲目自大的遗民，就像梁启超那些晚清知识分子那样，意识到了今天中国遭逢的对手与以前的夷狄不是一回事，情况要严重得多，“昨日的辛酸怎比今朝的劫数?/昨日的敌人是可汗，是单于，/ 都幸而闯入我们的门庭，/洗尽腥膻，攀上了文化的坛府——/昨日的敌人还是我们的同族。”而“今日的敌人，今日的敌人，/怕不要扑灭了我们的日月，/怕不要捣毁了我们的乾坤!”所谓“攀上了文化的坛府”，指历史上外族入侵，但最终被我中华文化所同化，所以只是值得“辛酸”的事，而今天却遭逢劫数，西人“怕不要捣毁了我们的乾坤！”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有覆灭的危险，这才是真正的灾难!这种逻辑无疑是“亡国”､“亡天下”之辩的翻版。可以看出，闻一多的思想同传统有密切联系。但我们必须看到闻一多不是笼统的文化主义者，也不是狭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本质上是个国家主义者，骨子里的“夷夏之辨”仍然顽固不化。他承认，“昨日的敌人还是我们的同族”，各民族应该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有机体，以对抗西方的民族国家。当然，从文化优劣论出发，闻一多在国家共同体中，过分地强调汉族的中心地位，使他的国家主义思想显得狂热而偏激，纯熟的诗歌艺术把狂热的国家主义情绪和对传统文化的膜拜精美地编织在诗国中，国家主义和文学联袂上演了辉煌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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