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符号”的悲哀
作者：王玉琴
这就是人的悲哀，阿伯没有十万块钱日子一如既往地困窘罢了。可他身上的物性左右了他，十万块钱给了他巨大的希望，他一下子对麦子不以为然了。他曾经想:等我买了房子，天天忏悔，要像基督徒那样忏悔，但他知道，那也不可能。他认为唯一可能的是钱已经在他身上了。
三､独特的原罪意识
秉承九丹先前作品的风格，《女人床》依然写的是女人的生存和男人的罪恶，表达了她悲天悯人的原罪意识。她的这种悲悯意识倒是和著名戏剧作家曹禺一脉相承。“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的或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窄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曹禺《雷雨•序》)《女人床》里的人物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却走向了不可知的死亡，不正体现了这么一种命运和欲望的嘲弄吗?
“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这是人类生存的本身之罪——原罪。原罪一词本来源于《圣经》。夏娃因受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有了羞耻之心，被上帝发现，和亚当一起被逐出了乐园。从此，人类就生活在饥饿､疾病､死亡等一系列的痛苦之中，这是人为他偷吃禁果这一原罪所付出的代价，人类为了重返乐园孜孜以求着，但人的原罪使得人永远失去了机会。人们将永远生活在疾病､贫穷､死亡之中，人类将永远互相忌妒､互相倾轧着。九丹在《乌鸦》中极力表现的就是这种令人咋舌的人类因欲望推动以“他人即地狱”为行事原则的原罪意识。《女人床》秉承着《乌鸦》的文风，仍然有强烈的《乌鸦》意识和《乌鸦》精神——展现人的罪恶。《乌鸦》偏重于表现女人的罪恶，而《女人床》偏重于表现男人的罪恶，最终都归结为人的生存之罪——原罪。
《女人床》的后记中这样说:“如果说，在《乌鸦》里，她把女人的衣服脱光了，那么在这部《女人床》中，她又把男人的衣服脱光了。”这当然意指文化人阿伯为了十万块钱出售了他和麦子的爱情而言。其实，九丹脱光的何止是男人的衣服，文中的麦子又比阿伯高尚多少呢?我认为，九丹这一次有意要脱的也许是男人的衣服，可在不经意间，她脱光的是人的衣服，包括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文化人和非文化人。九丹酷爱在她的作品中用知识女人和知识男人的词语。一方面，她对知识人或曰文化人图有希冀，总认为知识女人和知识男人应有最起码和最底线的尊严，有着文化人特有的羞耻心和荣誉感。另外一个方面，知识分子又有着特有的穷酸和自身永远无法解脱的困境，知识一旦遇到金钱便会不堪一击。但是她又不愿意放弃对知识男人和知识女人的最后一丝希望，她总希望会有一个例外。比如她希望作为硕士研究生的阿伯这个文化人会在情深意重的爱情面前，能够理直气壮地来抵抗一切诱惑和担当一切苦难。
然而，男人是让女人失望的，不管他是有钱的男人如《乌鸦》里的柳道､李私炎，《女人床》中的陈左､白泽，还是无钱的男人或者有文化的男人阿伯，他们都带来了女人悲惨的命运。所以“身世飘零”，这是九丹笔下女人的共同命运，她们永远是无根的浮萍，永远都在表达着对床､对生存的执著渴望。而这些女性身上最深最隐秘最具决定意味的悲剧因素往往不是因为她为生存而作的挣扎，而是因为她们的身体，她们都试图通过她们的身体的奉献来换取真正的爱情或者是终身的物质保障。九丹对生活在世俗中的女性心理和女性欲望理解是深刻的。她敢于挑战传统对女性的定位，也敢于表达女性自身的媚俗和屈辱。在她笔下的女性身体承受过最不甘的屈辱，也进行过最激烈的挣扎，它凝聚着压抑､紧张､不甘､韧性和回天无力的悲剧感，隐藏着女性经验中最具宿命意味的伤痛。九丹就是把女性所承受的这种超常的伤痛表现了出来。无独有偶，毕飞宇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女人这辈子必须经历一些身体上的疼痛，有些是必需的，有些却是非正常的，超出了“必须”的这个范围。九丹笔下的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伤痛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痛，麦子最后走向自杀，应该就是这两种伤痛尤其是精神上的伤痛和伤害的必然结果。
《女人床》里女主人公叫麦子，麦子和九丹过往的作品里的女性——《漂泊女人》中的姚萍､《乌鸦》里的王瑶有着共同的特征:名字中就包容了“漂泊”､“飘摇”的内在意蕴。从古老的《诗经》开始，女人的命运是飘摇的，女人是被男人追求也是被放逐的对象。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女子过往的历史，都是男性眼中的历史。女人，作为一种被拘囿被限定的存在，处于恒久的人身依附和自我隔绝之中，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自己，她们所了解的无非是自己在男人眼中的形象:是漂亮还是丑陋，是本分还是淫荡，是枕席之间的消遣还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九丹在《女人床》中塑造的漂亮的风雅的有知识的文明女子麦子，并不是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也像荇菜一样处于随波逐流之中，等待梦中情人“寤寐求之”，并能给她一张固定的床，“我没有一张固定的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窗口让我遥望天上的白云”。为了一张固定的床和一个固定的窗口，她们开始了“出去”，开始了挣扎，开始了伤痛。而这种伤痛和挣扎不正是人的生存本身､人的原罪带来的吗?叔本华则以欲望揭示了人原罪的本质，也揭示了生存悲剧的深层原因:“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似。” 九丹正是以原罪说､以人的欲望指出了人的罪恶。
《女人床》中的人物形象是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产生这种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男人视生活为戏，女人视戏为生活”。在《女人床》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变成了一种欲望的“符号”，他们彻底放逐了理性的规范和引导，他们的生活哲学也由此体现: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漫游。最终他们拆解了历史､理性､人文精神，在分享艰难中迷失了自己，所以他们放逐理性､规避时间，逃避人之为人的意义。九丹的小说以边缘性的姿态回到了当下，向着存在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开拓，显示了其写作的价值。在《女人床》中，麦子､阿伯他们作为人的独立意志被消解，只是作为人的生命原欲而存在。他们是蜷缩着的钱的附属物——想挣脱困境，最终却被困境所缠绕和吞噬。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玉琴(1970-)，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②九丹:《女人床》，远方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文中有关原文都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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