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在诱惑与排拒之间

作者:宗先鸿




  有意味的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呈现出与《荷塘月色》完全不同的内在情感结构:《荷塘月色》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开始,以复归宁静终止,“我”在精神上获得了超脱和安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期待“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为开端,结局却是“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究其根里,差别就在于欲望的释放过程。在《荷塘月色》中,“我”的身心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潜意识中的爱欲以荷花为媒介得到了充分的释放。[21]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我”的心态则复杂得多,呈现出波浪式不断起伏翻涌的特点:起初月光缠绵、灯辉渺渺,秦淮河上薄笼轻纱,舟楫往还,歌声缥缈,人如在画中;歌舫突如其来的造访打断了缱绻的情思,使文章顿起波澜。作者对于歌舫到来后“我”的心态的刻画始终紧紧扣住一个“窘”字:“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不安了”,“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一连串的“窘”字凸显出在诱惑与排拒之间“我”内心的挣扎。歌舫离去后,“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作者在前面写过,秦淮河上舟楫间彼此如雾里看花:“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因此,“似乎”二字颇有深意,暗示“许多眼光”和“许多眼睛”并非完全的写实,而主要是“我”的主观感觉,换言之,“窘”来自“我”的内心。几起几落,云诡波谲,朱自清以生花妙笔生动传神地再现了“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的心灵图景。
  感情的潮水稍稍平息,夜色如旧,“我们开始自白了”,至此,朱自清深刻自忏:“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朱自清的这段忏悔一向为人们所忽略,人们通常注意的都是朱自清亲情散文中浓浓的忏悔之情,或者无法宽宥自己对于儿女的暴行(《儿女》),或者自责对于妻子的拖累(《给亡妇》),或者忏悔年少的轻狂、对于父爱的无知(《背影》),凡此种种,都体现出朱自清基于传统人伦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双重忏悔内涵,以其情感的深沉真挚深深打动了读者。但是,也许是“为尊者讳”的传统心理作祟,人们对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忏悔意识视而不见,事实上,如果刻意抹杀这篇散文中独具个性主义色彩的忏悔意识,文章的魅力就减掉了一半!朱自清曾经指出:“灵肉冲突是人生的根本课题”[22],然而,在这个“根本课题”面前,他“受了道德律的压迫”而退缩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为自己的退缩感到庆幸,相反,他在沉痛地自忏。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朱自清的忏悔与儒家的自我修养完全没有干系,甚至是对儒家人格的彻底背叛。“对于她们”的忏悔显然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一种自我否定与批判,“我”没有成人之美,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她们增加一点点收入,以维持惨淡的人生;相比较而言,“对于自己”的忏悔则含蓄得多,仅以短短的一句“更有一种不足之感”一带而过,接下去写道:“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痒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但“我们”竟然又拒绝了两只歌舫!“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在归途中,意外与一只歌舫擦舟而过,聆听到响亮而圆转的清歌,余音袅袅,使“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在“我”的拒绝背后,隐藏着如此强烈和热切的渴望,“对于自己”,“我”的拒绝何其虚伪和残忍!忏悔的内蕴尽在不言中,朱自清忏悔的是对于自己生命中自由的欲望与激情的怯懦的躲避,这是更为深刻的一种自我否定。
  朱自清对自己的怯懦有着相当清醒的了解和认知,他剖析道:“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
  “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写照,几乎所有的新文化先驱都难逃其列,胡适、陈独秀、鲁迅、郁达夫、茅盾……与其说这是个人的悲哀,不如说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与其说这是觉醒了的“人之子”所发出的含着热泪的忏悔,不如说是一个觉醒了的民族的忏悔的心声!一九二六年,朱自清以《白采的诗》为题写过一篇文学批评长文,对白采的一首长诗《羸疾者的爱》作了全面的评价和专业的解读,他指出:“主人公‘羸疾者’是生于现在世界而做着将来世界的人也;他献身于生之尊严,而不妥协地没落下去。说是狂人也好,匪徒也好,妖怪也好,他实在是个最诚实的情人!他的‘爱’别看轻了是‘羸疾者的’,实在是脱离了现世间一切爱的方式而独立的;这是最纯洁,最深切的,无我的爱,而且不只是对于个人的爱——将来世界的憧憬也便在这里。”在朱自清对于“羸疾者”的热切肯定之中,已然包孕着对于“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的自我否定。白采在诗中写道:“阴霾常潜在不健全的心里。”朱自清心有戚戚,阐释道:“他想只有理会得‘本能的享乐’的人,才能够彼此相乐,才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在‘健全’的心里是没有阴霾的潜在的。只有这班人,能够从魔王手里夺回我们的世界。”[23]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自清的忏悔带有新的文化的建设的积极内涵。
  从朱自清的忏悔不禁使人联想起一生遭人诟病和迫害却始终勇敢地张扬自我的卢梭。卢梭的做人和行文风格与他的自然哲学主张密切相关,他主张自然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性中包括了一切自然的要求,如对自由的向往,对异性的追求,对精美物品的爱好,等等”,他对人身上一切原始的本能的要求都作为自然的人性加以肯定,认为这些自然的要求比那些所谓的文明习性更为合理,正如他那句举世闻名的格言所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24]卢梭在《忏悔录》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思想言行,甚至连隐秘的心灵动向也不放过,其中不乏性爱心理的表白,如记叙自己与两位年轻的小姐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往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势,而我瞄得那样准,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25]卢梭甚至毫无遮掩地谈到自己几次找妓女的情形,大张旗鼓地依照本我的“快乐原则”行事而无拘无束,在他的心里,早已铲除了那道人为的“篱笆”!相比之下,朱自清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爱压抑,他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忏悔意识明显具有一种悲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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