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在诱惑与排拒之间
作者：宗先鸿
摘 要:本文旨在从朱自清的人格结构入手，重新解读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通过对文中表达的爱欲情怀和忏悔意识的分析，阐明朱自清精神世界深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许多散文作品都已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典范，但事实上，我们对他的某些作品至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郁达夫曾经说过:“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Subject)或叫它要旨(Theme)的，大约就是这‘散文的心’了。有了这‘散文的心’后，然后方能求散文的体，就是如何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①长久以来，人们在阅读朱自清写景散文时，往往存在注重其“体”而忽略其“心”的弊端。对于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人们习惯将赏析的重点放在风景的描绘方面，虽然也捕捉到“他在淡雅的词语里埋藏着起伏跌宕的情怀”和“他那影影绰绰的､暗伤暗喜的情绪变化”②，但却始终未曾深入触及作者“欲的胎动”③，而这正是此文“心”之所在，这种误读正如朱自清所写，“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瘙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对朱自清精神世界构成的复杂性有心或无心的忽视是造成误读的重要原因。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朱自清明确表达自己的爱欲意识并深入剖析自我的一篇散文，在朱自清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知道，散文能够直接表达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而不受人称､视角､思维方式的限制，是最能见出作家人格和个性的一种文体，郁达夫曾经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④朱自清本人也推崇写真实的文艺观，认为“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是真实，是第一等”⑤，散文能够“表现着，批评着，解析着人生的各面”⑥。朱自清的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能唤起读者的共鸣和好感，使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和陶冶，主要就在于他追求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让自己真挚的情感自由流淌，不伪饰､不做作､不隐藏自己的个性，这也是所有优秀散文的共同品格。在这个意义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可以看作是真实反映朱自清的人格结构和情感世界的一个范本。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⑦单凭一篇文章来窥见朱自清的人格结构和情感世界无异于鲁迅所批评的“摘句”的做法，因此首先应放眼朱自清的整体创作和为人。在中国现代作家､学者当中，朱自清一向以责己甚严而著称，他在日记中经常躬身反省，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人格要求，有时是在治学方面，如“自从开学以来，我一直不能集中精力学习与研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习惯于早晨去学校，下午访问､购物，晚上参加晚餐会等。这种处境将毁了我”⑧。有时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如“杨称我为中间路线者，而闻认为我只是遵守规则的人，与杨争论数句即保持沉默。尽量保持沉默，对我来说是聪明的，特别是在这个学校里”⑨。有时是在自我修养方面，如“饭后宁太太来找妻，我对她太冷淡。当时我正看报，妻未领她去卧室，却在我面前接待她。她俩兴致勃勃，大谈物价飞涨，使我看不进报纸，恼怒之余，我故意怠慢客人。妻去书房取香皂，我继续看报，不同客人谈话。待客不好，咎实在我”⑩。朱自清在文章中也时时检讨自己，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的《那里走》和写于一九三一年三月的《无话可说》，是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处于彷徨状态的心路写照，体现了他严于自我解剖和批评的精神:“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这是命运规定的吧。”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朱自清具有以“内圣外王”为旨归的儒家内省意识，属于传统的儒家人格范式。朱自清曾说:“一个人有他的身心，与众人各异;而身心所从来，又有遗传，时代，周围，教育等等，尤其五花八门，千差万别。这些合而织成一个‘我’，正如密密的魔术的网一样;虽是无形，而实在是清清楚楚，不易或竟不可逾越的界。”[11]朱自清的“身心”的成长同样脱离不开“遗传，时代，周围，教育”等条件，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小官僚家庭，“因他是这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长子长孙，极受家里宠爱，五岁便由父母启蒙课读，养成沉然好学的习性，后上私塾，终日埋在经籍､古文､诗词中，深受古代文化的熏陶”[12]。儒家思想要求知识分子以仁､义､礼､智､信､忠､孝为道德规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朱自清在为人和治学方面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
弗洛伊德将人的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最里面的一层是“本我”，代表本能的欲望;中间一层是“自我”，保护机体在与外界接触时不受伤害和保障本我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它受制于理性，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最外一层是“超我”，按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达到自我典范。以此返观朱自清的情感世界，严苛的儒家道德规范势必给朱自清的心理和精神世界造成一定的压抑，即便是在“日记”这一最为私密的个人精神空间里，他仍然十分理性､自觉地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使感情的宣泄和释放始终处于道德的监控之下，其内心深处的压抑可想而知，难怪他在《说梦》一文中感叹:“梦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倘佯，任你翱翔;一睁眼却就给密密的麻绳绑上了，就大大地不同了!”[13]
但是，朱自清的痛苦又并非单纯导源于儒家道德规范对“本我”和“自我”的压抑，按照常理，一个自觉追求儒家人格信仰并将其内化为自我道德要求的人，可能会将“本我”压抑的痛苦神圣化，使“本我”的要求在习惯的支配下渐趋淡化和麻木，而朱自清却并不是这样，他的痛苦汩汩滔滔地在字里行间流淌不息。这似乎可以反证，在朱自清的人格结构中还有另外一种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的精神存在，时常提醒他儒家道德规范的非人性与非人道，使他不安于现状，“内心颇不宁静”。我们注意到，朱自清青年时代的成长和教育背景恰好是在“五四”前后，一九一七年，朱自清考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他曾在《文艺节纪念》一文中追忆，“五四”文学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觉醒了个人，认清了自我”。从此，朱自清有了争取做一个“比较自由”的“新知识分子”的转变，虽不像直接沐浴“欧风美雨”的徐志摩等人那样大胆､热烈地标举个性解放旗帜，却也与时俱进，心向往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朱自清原有的儒家思想观念产生了松动，但是，早婚多育的生活经历和为人师表的职业规范又在客观上强化了他原有的道德规范，使他在恪守人伦和社会职责的同时一点一点地消磨着生命的激情，对此，朱自清颇感无奈:“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14]他向往和渴望充满活力､自由奔放的人生:“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15]在朱自清的人格世界中，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个性解放思想不时地“拉锯”，使他最终形成相互矛盾､冲突的复杂人格结构和价值取向，正如他自我剖析的那样:“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