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在毁灭中显示力量和尊严
作者：杨兹举
摘 要:蘩漪彻底地将一切耻辱与重负报复于她所怨恨､所意欲报复的一切，以悲剧性的疯狂在毁灭中显示女性的力量和尊严。其悲剧启示我们:要想避免､克服､转化怨恨､报复及一切被强力压抑所扭曲而变态､异化､畸形的人性丑或恶，只有极力地改变“缺陷或邪恶”的环境，让人性痛苦､人类苦难减少､减轻。
蘩漪在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画廊里是个不可多得的成功的女性形象，她在我们的审美空间极为精彩淋漓地演绎了一出旧时代女性心理性格的“雷雨”，立体化多层面地展现了其丰富的心理内涵和矛盾人格，彻底地将一切耻辱与重负报复于她所怨恨所意欲报复的一切，以悲剧性的疯狂在毁灭中显示女性的力量和尊严，令人扼腕惊叹，叫人痛思深刻。对于曹禺话剧《雷雨》中的这个女性形象，笔者试谈一点肤浅的见解。
一､“楼上”的囚徒
蘩漪的登台亮相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在一个没有阳光，天空灰暗，很气闷，郁热逼人的夏天的上午，已经两个礼拜没有下楼的蘩漪，奇怪地下楼来了。“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着自己涨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在燥热中似乎能嗅到了那个令人恐惧的悲剧的雷雨之夜的潮湿滞重。然而笔者更关心和专注的是这个人物的生命“舞台”——“楼上”。
蘩漪被囚于楼上。“楼上”成了蘩漪独异的生命“舞台”。
人物活动于他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这个日常生活空间一般情况下也许是“中性”的，它不仅是人物生命活动的现实场所，也是人物喜怒哀乐漠然无言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有的作者也许只能这般让他笔下的人物只有个活动的空间来作机械依托，愚蠢地剥离人物与环境的亲密关系。曹禺显然要机智地充实人物与场景空间的任何缝隙，使它们成为互为演绎者而无法截然切分。周公馆的“楼上”在剧场舞台上只是个意念中的空间形象，是一种象征，没有直接地出现于我们的现实视野。然而唯其如此，“楼上”才以它无限丰富性成为戏剧中的另一个“角色”，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参与了戏剧叙事。作为一种表意空间，它有了特定的形象和表现力，体现出日常生活空间作为人物生活史的密码本意义。
“楼上”的囚徒蘩漪，如同被拔提着根脉断离了地气的一棵病态恹恹的树，形近枯萎。“楼上太热”，“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毫不牵强地对生活的真情实感的体验与倾诉，既是生命压抑的呼喊，又是“楼上”环境的描述。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灰暗中，“楼上”成了一个梦魇世界。其特征是:封闭性､罪恶性､郁闷感。
“楼上”显然成了活力被囚禁的物质象征，生命受到抑制的悲剧场所。“上楼去”是男权支配女性的话语，总是向着蘩漪施以家长专制的淫威与冷酷。“喘不过气来”这种出于切肤之痛的精神体验，与阴森森的禁锢人性的周公馆既有必然的统一又有内在对峙的紧张感。在周公馆，蘩漪并没有获得作为妻子应该享有的幸福和个体生命的自由。“天性和习俗赋予女人的是被猎获者的角色”。她嫁到周家，实际上是被投入了一个具有浓烈的封建气味的黑暗王国，周朴园“把她幽禁在周公馆里，以严酷的道德和封建家长的威严统治着她的一切，吮吸着她的青春生命的鲜血”。她甚至被借以“病”的名义被置于空间极其窄小的封闭性的“楼上”，呼吸的满是罪恶的空气，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着”，吞咽苦药，弃除“任性”，做成“服从”的榜样，她“实质上是周朴园个人权利意志的奴仆和封建夫权的牺牲品。在周朴园的‘夫为妻纲’的封建思想专制下，她作为人的一切生机和活力，一切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一切合理正当的要求，都被扼杀和摧毁掉了”。“楼上太热”的郁闷心音，回响于黑暗幽冥的“楼上”这个意象空间，不异于一个“囚犯”撕心裂肺的呼救和激越的呐喊，深化着戏剧的悲剧内涵和强化着批判力度。
二､以倾斜方式讲真理的“疯子”
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卷中，有着本质的清醒和外表的癫狂极度对立的佯狂的生命群像，如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原始生命力与文明造成的道德和实践压制力之间的紧张对峙冲突，并由此痛切地体验着“疯子”不幸的处境:生活于“健康生人”中间的孤独，表达被“清醒”拒斥的苦闷，被强力囚禁或精神封杀的恐惧和悲哀。蘩漪就是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而“受到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疯子”。周朴园以家长的身份对蘩漪做出不容置疑的判决:“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由此被逐到“楼上”，丧失了宝贵的自由。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周朴园冷酷无情，无视蘩漪的个性和要求，随意训斥､威逼她。可以说，无自由是蘩漪生活境遇最突出的特点。其次，是无爱。当初，周朴园屈从家庭的压力背弃鲁侍萍而另娶他人，直至娶蘩漪，也许有他痛苦和无奈的一面。然而，这不能作为周朴园占有､迫害蘩漪并造成她痛苦的理由。他不但没有施爱于蘩漪，相反，以一种“虚拟的爱”为壁垒隔断他们之间的交流，以一种冷漠粗暴的方式向蘩漪精神施虐。如三十年不变的家居设置､衣服柜上的旧相片……无不以“旧爱”的面目冰冷地向“新人”示威！周朴园的“吃素”､“两年在外面”，回来后也是一个人在下面休息，不仅是在精神上折磨蘩漪，在性爱方面，他也无视她的存在和要求。
其中四凤和蘩漪的一番对话很耐人寻味:
四凤:听说老爷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
蘩漪:哦，(看四凤，想着自己的经历)嗯，(低语)难说得很。
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以下信息:一是周朴园､蘩漪夫妻间性爱生活的冷淡和匮乏;二是周朴园不忘旧情惦念侍萍，“讨厌女人家”“难说得很”;三是蘩漪对无爱生活的悲叹自艾。
“健康正常的爱情，需依赖两种感情的结合 ……一方面是柔情的，挚爱的情，一方面是肉感的欲……两方面的阵势，竟如在艺术里我们常说的属灵的(heanent，精神的，柏拉图式的)和尘世的(或兽性的)爱情。”蘩漪与周朴园“两种感情”都极度缺失，健康正常的关系无从谈起。
蘩漪无法从她名义上的丈夫那里获取爱情和温暖，于是在追求性爱实际上不可得的绝望中，在生理欲求和精神渴望的驱使下心理变态､人性扭曲､行为乖张，走上了一条不断呼唤､追求人性而又不断丧失人性的歧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周冲)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她想从周萍那里找寻失去的青春､满足生理和感情的要求，终至陷入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情人不像情人的荒谬境地。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说:“进过一个精神病院就会知道，人们在那里造就疯子，就像在少年教养所里人们造就强盗一样。”布勒东指责人们在精神病院里采取的种种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剥夺患者的精神自由，迫使他们的言行合乎所谓的理性和美德。在笔者看来，周公馆无疑就是这样的一座“精神病院”(实际上在悲剧发生后，周公馆就成了教堂医院，蘩漪和侍萍这两个疯女人就住在里面)，它剥夺蘩漪的精神自由､扼杀其人性､摧毁其尊严。事实如此，首先是因为周公馆“永远是这样闷气”､“人们也都是鬼里鬼气”地在这里生活，才会有“喘不过气来”的“疯子”蘩漪产生。
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这是艾米莉•狄金森说过的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显然有种种阻碍女性讲“真理”的势力存在。“这类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而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了。”疯子式的怨恨和报复，有时成了她们讲真理的倾斜方式。由“楼上”的“疯子”蘩漪及其毁灭性的悲剧挣扎，就会联想到另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被视为女权主义的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中，提供了一个女性向男权中心位置文化挑战的悲壮范例。男主人公罗彻斯特为了金钱和欲望娶了伯莎为妻，在发现她的疯狂之后，便将她关进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里，而这个“疯女人”最后又将桑菲尔德庄园烧毁。我们感叹伯莎的不幸，又被她“疯狂”中的女性反抗的炽热火焰所照亮。作为叛逆者的化身､毁灭男权的象征，伯莎凝聚了反动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并最终喷薄出被压抑女性的创造力，因压抑而扭曲畸形的特别形态令人不寒而栗又令人无言敬佩！“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怪人’——某些特异性格。这种特异性格，常常是对那个时代通行的原则､规范冒渎，向着一种普遍信念的嘲弄，对公认‘正常人生’的背离。”不是说曹禺清醒地有了女权主义的观念和立场，也不是说蘩漪是伯莎的中国翻版，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真理”这一点上恐怕是一致的。具有“特异性格”的蘩漪所谓的“冒渎”､“嘲弄”和“背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并照耀着她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从反面有力地表明“人类在要求达到他的完满的人性时所表现的意志是不可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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