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虚伪中的真实 浮华下的素朴
作者：阳姣丽
摘 要:虚伪中揭真实，浮华中展素朴，是张爱玲一贯坚持的创作原则。为求真实､素朴，张爱玲选择以最世俗的女性作为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以展现人世间种种千疮百孔的感情和揭示最残酷､自私的人性作为小说的全部内容和创作主旨所在。
在中国文坛上，张爱玲无疑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异数”人物。这不仅因为她跌宕坎坷的传奇经历､卓越精湛的艺术才情，其率性､自我而导致的极端个性，同样是让众多读者钟情于她的主要原因。确实，张爱玲算得上一个至真至诚､至情至性的人，胡兰成就曾说过，她决不迎合别人，别人要迎合她更休想。当年，面对着一心想把自己培育成淑女的清高母亲，她却直陈自己对金钱的崇拜;对于港战中的经历，她能毫不隐讳地讲述在做看护时的“不负责任”以及听到病人死去消息时的“欢欣鼓舞”;谈到创作，她也从不讳言“世俗的进取心”:“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做人如此，为文她同样讲究的是“素朴”和“真实”。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一再强调这种创作理念:“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同时，她又认为:现代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可见，虚伪中揭真实，浮华中展素朴正是张爱玲一贯坚持的最终创作原则。
一
正是本着求真实的目标，张爱玲在那崇尚“壮阔､厚实的力的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却刻画了一个个平凡庸常､真切实在的世俗小人物。正如她在《传奇》初版扉页上所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普通人”也即“软弱的凡人”，在张爱玲看来，正是这些“普通人”才最终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真实，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因为他们虽“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其中，又以女性尤其如此，因为“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①。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选择以最“平凡”的几乎无力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作为小说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而贯穿始终。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然而正是在由贵族之家跌落到民间俗世，从豪门千金转变成职业女性的坎坷经历中，形成了她对于女性与众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众所周知，在几千年的中外文化里，女性一直是交由男性按照传统的审美观念来进行塑造的。对此，张爱玲深有体会并给予毫不留情地解构与还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②在张爱玲看来，这些所谓“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的“完人”是不真实，甚至有“三分讨人厌”的，倒是那些苍白､渺小､自私､空虚的人才“可怜，又可爱”，“‘人的成分’特别的浓厚”。因而她说:“像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③地母即大地之母，“离大地最近的是地母……贴近大地是对成为大事之意义图景的小事和极为细小的事物的关注”④，也即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强烈兴趣与关注。确实，在张爱玲笔下，没有夏娃，没有圣母，没有洛神，也没有观音，有的只是清一色有着“地母根?”的凡俗､琐屑､小奸小坏､小悲小喜的“不彻底的人”。然而，她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她们敢爱敢恨､敢哭敢闹，“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毕竟“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是那么容易大彻大悟”。
尽管生活于“乱世”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并未被“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训练与压抑”而“斫伤元气”。就如张爱玲所说得的那样:“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她们远离战争､远离政治､甚至有些远离社会，“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才是其最远大的理想､最切实的人生追求。因为对她们而言，“人生安稳的一面”比任何东西都来得更为直接､更为真实，也更为重要。她们整日忙碌于与男人的婚姻追逐､与女人的勾心斗角，不是使性子､打丫头､说村话，就是卖家产､买股票､藏私房，要么就在交际场上装腔作势，搔首弄姿。如果说，对安稳人生的欲求是“人生素朴的底子”，那么由此而展开的“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则是这素朴底子上的点缀。对此，曾有人批判张爱玲“对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非常“陌生”，她看不见农人､城市工人､公务员､商店职员､知识分子或教职员。⑤无可否认，张爱玲的写作范围是狭窄的，但很明显，“张爱玲写女人，不是从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上写，而是从女人内含的悲剧性质上写”⑥。对她而言，不管是工人､农民或是知识分子，去掉其身后的背景､环境､地位､出身和教养，她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人生安稳的一面是她们谁也摆脱不了的“神性”与“妇人性”。难怪著名的影评人焦雄屏会给她以如此评价:“其内在对几千年封建男权的颠覆瓦解，对独立女性的着墨和支持，都使其实质比许多表面革命气息浓烈的作品更进步，也更真实。”⑦
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是血与火的中国，是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然而身处这样一个“仓促”的“大而破”的时代，张爱玲却坦言:“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⑧确实，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看不到反映时代风云､凸现时代特色的崇高､壮烈以及社会交替中的政治运动､阶级冲突，有的只是一幕幕婚姻交易､爱情游戏､家庭战争的生活画卷。对于自己的这一创作倾向，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在她看来，“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写不完。”更何况“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如果说“浮华之中有素朴，虚伪之中有真实”的女性是她张爱玲贯穿一生的书写对象，那么从恋爱婚姻及其引发的各种情感关系出发来揭示人性的真实则是她小说的全部内容与主旨所在，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写“真实”的追求。
对于世事，张爱玲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出身阀阅门第而经受家道中落､生活于世家大族却从未体验家庭温暖的人生经历，尤其当年港战中的见闻更让她强烈感受到:人类的文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更何况在那“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在张爱玲看来，饮食繁殖才是“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是历史上“最悲哀的一首诗”。就这样，世界上最基本，同时也是最美好的社会关系，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却变了形､走了样。在她笔下，看不到和谐､圆满，也没有海誓山盟､白头偕老，有的只是或为食､或为色而展开的男女间爱的幻想和猜疑。水晶先生就曾说:“《传奇》一书，概乎言之，写的是怨偶之间的残缺关系。换言之，作者翻来覆去所吟唱的，无非是不幸的婚姻。”⑨《倾城之恋》展开的就是一对各怀鬼胎的男女一场婚姻追逐的游戏。范柳原看上白流苏所具有的东方女性美，却并不想与之结婚;白流苏呢，为的也只是范柳原能带给她“经济上的安全”。“为了生活”，《留情》中年轻漂亮的寡妇淳于敦凤选择嫁给五十九岁的米先生做姨太太，米先生娶她也纯为“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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