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诗性生存的执著歌者
作者：夏文先
在日益物化的城市生活中，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尚且如此，那么，普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生存状况､价值预设和精神追求又会怎样呢?人性中那些最基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里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也是作家倾心关注和着力表现的中心。在《雨天的棉花糖》里，作者表面上写的是同学之间的故事，实质揭示的是父子两代人的内心世界的冲撞。为这现代都市的亲情唱一曲不尽的挽歌;《睁大眼睛睡觉》通篇都有威胁和恐惧相伴的紧张感，生存与友情就是恐惧的前显状态，一切皆为死亡而预设。再看毕飞宇笔下城市男女对性与爱情的认识。《飞翔向自由落体》中还是学生的阿贞卖淫后对老M说:“爱情你到配种站去找，我的身子不分泌这种脏东西，你付钱!”《青衣》中筱燕秋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重登舞台用身体来回报老板的“崇拜”和资助。在商业法则渗透下的都市里，我们可以看出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淘空，他(她)们早已放弃了性是爱的历练和升华的庄重承诺，而那些被视为商品经济的“弄潮儿”､都市生存竞争中的成功者又如何呢?在《遥控》里，“我”有钱有闲，整天与现代化的生活相伴，最终因过度肥胖致使生理机能衰竭，爱情发生危机，生活变味，生命变质，一切就像小说的结尾所言:“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还是一盘录像带或CD盘。我们的生命说到底还是某种先验的产品，我们只是借助于高科技把它播放了一遍。”
在感喟之余我们从中也获得了这样的启示:高科技､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带给人全方位的体贴与照顾的同时，生命的体验性､丰富性正面临逐渐被物质替代和抽空的危险。从毕飞宇对都市中人的生理退化､人性异化等现象的披露中可以看出，毕飞宇对都市日益加剧的物质化生活的困惑与忧虑､质疑与嘲讽。虽然嘲讽的背后仍是无可奈何的痛惜，但反讽比感伤更为理智坚强，它不仅意味着作者对都市生活的正视和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无限关切，还意味着毕飞宇对建构理想的诗性生存环境不断求索的努力与坚韧。毕飞宇并未就此止步，他又把探寻的目光瞄向了远离都市的乡镇。想从那原始､古朴的乡村生活记忆中接续自己的理想之路。
乡镇生存镜像。贺仲明先生曾对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乡村社会状况有一番精辟的论述:“中国二十世纪末进行社会变革时乡村社会的影响比别处更为深远而巨大……现代文明秉持的追求､向上精神，与乡村文化传统的保守､安宁倾向，固然是先天地形成着激烈冲撞，乡村改革中的不完善，更激发着乡村文化中的狭隘自私和商品文化中的金钱欲，构成对传统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整体性威胁。”在毕飞宇的成名作《哺乳期的女人》中我们对此就有深切的感受和体味。小说情节单纯，但意蕴丰厚，与鲁迅的小说《风波》极为相似，通篇只写了一个七岁的男孩旺旺因“吃奶”在断桥镇引发的一场风波。借助这场风波及风波中各色人物的心理反应及行为表现，作家不仅艺术地再现了现代生活中母爱严重匮乏的现实，而且还深刻地昭示了在断桥镇的文化空间中，人们还没有彻底清除卑劣与幽暗的心理阴影，自然的人性与生活的环境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且这种矛盾和冲突还在延续和不断恶化。文本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中，人们只沉湎于物质利益的追逐，而无视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人类自然天性的压抑与戕害的现实，中国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问题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应当成为当下亟待研究和务必解决的新课题。毕飞宇对人类诗性生存环境的高度关注与深情呼唤贯穿小说的始终，小说中惠嫂身上流溢而出的母性的温馨，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描写，以及轻松欢快的叙事节奏又多少抚慰了我们难以言状的沉重与感伤。
乡镇题材中最能体现毕飞宇当下创作意图和审美理想的是他的“玉米”系列:《玉米》《玉秀》和《玉秧》。小说以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镇生活为背景，具体而精确地描写了三个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女性的生活情态和生存状况，其中“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随着故事从乡村到城镇一步步展开，玉米､玉秀和玉秧三个不同的悲剧人物依次登场，直至最后完成她们共同的宿命。在“玉米”系列中， 毕飞宇不仅写出了日常意义上女人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而且还对中国社会中爱的普遍缺乏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揭示。毕飞宇似乎对庸常状态下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逻辑持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伦理道德面纱掩盖下的现代人际关系，他总是力图揭去那些笼罩在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虚伪面具，让那些在伦理温情掩饰下的虚假人性原形毕露。以玉米与玉秀的关系为例，玉米玉秀虽是亲姐妹，但为了争夺父亲的宠爱和在妹妹们面前的权威，不择手段，机关算尽。就是在玉秀被奸污之后，玉米对玉秀虽有姐妹之间的关心体恤，但更多的是内心里的鄙视和语言上的讥讽。在《玉秀》中，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更因她们不同程度的寄人篱下的生存处境而显得更加不可理喻，我们很难看到一点血缘上的亲情感和人伦上的温馨感，充斥于叙事的都是人物之间的不信任､不理解与现代生存意义上的可怕冷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毕飞宇在世俗生活的层面揭示人的生存､命运､人性本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整体推进的情况和渐次深化的过程，这也是他在创作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毕飞宇的长篇新作《平原》可以看作是“玉米”系列的主题的延续与拓展。这部被评论家认为是“新奇的､极具艺术品质与阅读魅力”的小说，与《玉米》一样，背景仍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关注的仍然是农村和农民的生存处境及自身发展问题。从思想倾向上看，作家依旧保持着对现实的强烈介入，以及对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异化现象的关注。小说中，主人公端方等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特定的时代加重了他们身心的负荷，生活中欲望的光影仍无法抑止地在“平原”上晃动游移，类似小说中的“带菌者”仍以不同的面目活在我们中间。毕飞宇不断地解构着一切惯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温情，在一种貌似平静舒缓的叙事氛围中体现出创作主体对现实社会和人性本质的种种拷问。它不仅触及到一切悲剧产生的生活本质和社会本质，而且还穿越了中国伦理文化的黑暗，直抵人类文明发展背后的陈规与偏见。毕飞宇作为“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他“不但能……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这可能是毕飞宇不同于其他新生代和“七〇后作家”的地方，通过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我们可以看出，毕飞宇想在自然素朴的乡镇寻找那诗意生存的梦想与愿望又将再一次成为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