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诗性生存的执著歌者
作者：夏文先
摘 要:在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毕飞宇虽在不断地追求艺术的创新和自我的超越，先后经历了多次艺术转型，但从总体上看，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仍表现出了较为恒定的倾向性，即作家意在透过历史表象和现实存在，以求达到对世界､人生､人性的哲学把握和人类诗性生存理想的实现。
在当今文坛上，在新生代作家中，毕飞宇是一个富有独特个性的存在。自一九九一年发表处女作《孤岛》始，至二〇〇五年推出长篇新作《平原》止，他在小说创作领域已辛勤耕耘十余载，进行过风格各异的艺术尝试，不懈地追求艺术的创新与自我的超越，先后经历了多次艺术“转型”。然而，统观他的小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转型”仅是就他小说创作的阶段性追求而言的，而在他每次“转型”的表象下面总有一些恒常不变的“质”的因素在规约着他的创作思想，主导着他的创作实践。简而言之，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和人的异化现象的关切;对导致人性异化原因的深刻揭示和温馨批判;对人类诗性生存的深切呼唤和孜孜追求。他满揣着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以笔为旗，把一颗充满真诚而又执著，历经伤痛而又不乏温润的鲜活之心，艺术地呈献在读者面前。
一､历史层面的透视
“穿越历史的是现实，而穿越现实的又是历史。”历史与现实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和同构性，这在毕飞宇的潜意识中可能早已认同了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传统的农耕经济下的诗意生活描写，只能是诗人在虚拟的“世外桃源”里，对自己心慕已久的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文学想象和精神诉求。在这一点上，毕飞宇恰与陶渊明产生了契合，尽管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生存环境和个人遭际有异。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我们可否产生这样的设想:毕飞宇前期致力于拟历史小说创作，是潜意识地疏离时代政治与坚守直面现实的文学理想两难境遇下的选择。所以，在他的前期创作中，他既没有刻意追随“寻根”，也不满足于先锋派的“炫技”，更没有像新写实小说家们贴地逡巡，而是在虚拟的历史时空中关注人､人性和“历史”，关注“人们生活中那种最基础､最根本､最恒常､最原始的部分……”，其目的无非是要借此对现实做历史的思考，以及在现实基础上探讨构建诗性生存空间的可能。
《孤岛》是毕飞宇虚拟历史书写的开端。在这篇小说中，毕飞宇既显示了他营构“历史”语境的独特才能，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以寓言化的方式追问和观照“历史”的形而上情怀。“扬子岛”是一座远离人类文明和时间秩序的孤岛。它本是一个自足自为的具有神秘､雄浑､野性气息的生态群落和“历史”存在。后来只因文廷生､熊向魁､旺猫儿的闯入，这里的“历史”才被彻底改变，原先稳定的秩序也因此被打乱了，权力的争斗成了孤岛“历史”的主要内涵。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一次次的阴谋，一次次的罪恶构成了“历史”的主体与动力，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则成了“历史”的牺牲品，“历史”也在此露出了它狰狞的本相。小说主人公熊向魁对“历史”及人类生存目的的认识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生命辉煌的顶点“是权力，是统治别人，驾驭别人的肉体和灵魂。人活着除了能支配别人外，还有什么趣儿……”如果说《孤岛》所表达的是在混沌的“历史”中作家对构建自已诗性生存理想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叙事》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小说的主人公在“种性”的追索中，由对“历史”的沉迷变成了一种寻找的痛苦。《叙事》中，“我”在妻子怀孕的日子里开始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意外地得到“我”奶奶的信息，得知了“我”的家世。于是“我”带上地图，踏上了寻访家族历史的征程。寻访中“我”发现了奶奶与日本鬼子板本六郎的关系，而书法——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则成了他俩的牵线人……小说借助“我”对家族史的追寻，暗含了“我” 对一个国家民族史的追问，它不仅是对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种解构，而且还暗示了作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质疑，即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怎么被“偶然性”､“不可知性”和“欲望”本身所取代!毕飞宇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只是想拥有一双慧眼，想把历史的迷雾看穿，把历史的“偶然性”､“不可知性”洞悉，从而消弭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否则在虚拟的历史中构建人类诗性生存的臆想，难免会成为一种虚妄。
在历史与人性的层面上，作为《叙事》的姊妹篇《楚水》则更侧重于表现人在权势和金钱面前自我迷失的状态。在《楚水》中，作家把历史的荒诞与人性的荒诞相融合，喻示了历史颓败的沉重意味。不仅如此，作家还把他对历史和人性的批判视角延伸到了“文化”的层面上。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冯节中就是没落中国文化的象征，一个病态､畸形的文化象征，在他身上美与丑､善与恶､卑鄙与崇高､肮脏与干净全被一种扭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且已腐败堕落到不知何为腐败堕落的地步。小说在对冯节中的卑鄙无耻人性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对普遍人性的苟安与堕落给予了沉重的批判。如“满江红”与“雨霖铃”为了争得头牌妓女的地位，相互间勾心斗角，极尽其能。在通读毕飞宇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此时的毕飞宇正抓起我们的手，和我们一起深情地抚摸这历史深处的悲恸，于是，一种历史的悲怆感便不由自主地漫溢在充满“不确切的现实状况”的空间，使我们无法回避。由此我们也可以确认，在毕飞宇的心中，他所感受的苦难肯定要比这大得多，因为他的希望与绝望都在其中了。
在毕飞宇的“历史”寓言类小说中最精彩的可能要数《是谁在深夜说话》。小说中“我”常常深夜在明代遗留下的城墙下散步，在想象中不时遭遇和走进“明代”。而生活中的美人小云在“我”的“明代”情结中则有着明代秦淮名妓的风韵。但是，当“我”有朝一日终于和小云“苟且”之后，却在小云的“俗态”里发现重温历史的梦想实在是过于荒唐。更有意味的是“我”对旧城墙修好之后，砖头反而多出来的质疑:“历史恢复了原样，怎么会出现盈余呢?”历史显然承担不起这样苛刻的追问。而这种历史的追问，也正昭示了作家对现实的质疑和诘责: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历史进化，在接受了几千年的文化浸润之后，为什么人类自身的种种幽暗心理，人性中的种种恶习不但没有被淘洗掉，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增添了许多新的因子!诸如此类的小说还有《祖宗》《充满瓷器的时代》等。至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的文学思想对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上，两者如出一辙，只是毕飞宇最终没有走向虚无，而是勇于面对现实，并对之充满重铸的信心。虽说其中不乏揶揄与困惑，但更多的是沉思和期盼。此后的创作中，我们看到毕飞宇意在构建人类诗性生存的理想之光并未消逝，只是由历史转入到现实，转向了对当下生活的倾心观照。
二､世俗层面的聚焦
当毕飞宇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困惑迷失的时候，现实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标准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而影响到人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对一个正直敏感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作家来说，他不可能对日益物化的社会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熟视无睹，这势必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观念和方法的变化。从他这一时段的作品可以看出，前期作品中所呈现的历史的神秘性渐渐地被置换为当下生活的真实性。在创作理念上，他也从超验为主的现代主义回到经验质地的现实精神。他主要是从都市和乡镇两个维度具体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