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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
作者：佀同壮
三
章､梁､刘三位治学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相比而言，王国维倒是特立独行的。生逢乱世，没有激发他济世救民的政治理想，却让他堕入了苦闷的渊薮。当然，王的苦闷与其体质､性格皆有关系，“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4]，羸弱的体质､忧郁的性格，再加上时时不能摆脱的人生问题，王国维也就不能不苦闷了。所以，王之治学，由哲学､美学而文学､史学，并无外在的政治取向，而是秉执“无用之用”，求人生的慰藉。王氏这种无与世用的治学态度却成就了他学术上的深刻。王国维在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开创之功已为学界公认，其所以有如此功绩，一方面得自西学视野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古学的功底。因他游离于政治之外，故对于“古”能给以更为学理化的观照，这又必得涉及《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了。
关于“境界”，历来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找根据，近来王攸欣却独辟他说，认为“境界”一本叔本华的“理念”[15]。细检王攸欣所论，确有雄辩之处，不过笔者以为尚有两点值得商榷:1．《人间词话》的创作的确与叔氏理论有密切关系，但此时已与王国维崇信叔氏理论时不同，彼时多以中国文化､美学､文学现象证叔氏学说，而此时已回至中国文化本位，乃以叔氏理论证中国文学､美学现象，故中国文学､美学的传统是基础。2．“以物观物”､“赤子之心”等关键词，王攸欣均能于王国维旧说中找到实例证明与叔氏的关系，独“境界”主“情”的一面，多系王攸欣自我发挥，不能以事实服人。基于此两点，笔者以为绝不能轻视“境界”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这不仅在于“境界”的语源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境界”一词体现的美学精神，其渊源亦在中国。
“境界”说所涉真景物､真感情，可与自然相阐发，《人间词话》五十二则有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6]，可为证。即以“情”而论，这里所说的“自然”之情与叔本华所说的抒情诗中的感情并不一样，中国诗中的感情常带着天人合一的色彩，偏重于“天”的一面;西方抒情诗中的感情则偏重于“我”的一面，这与柏拉图以还对“自我”的强调分不开[17]。中国诗“自然”之情的审美理想与庄子的提倡大有渊源，《庄子•渔父》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与“强”对，即“自然”。而叔本华论抒情诗的本质则在于“充满歌唱者的意识的是意志的主体，亦即他本人的欲求，并且每每是作为解放了的，满足了的欲求(快乐)，更常是受阻抑的欲求(悲伤)，不过总是作为感动，作为激情，作为波动的心境。”[18]这种对于感情的认识与中国抒情诗贵“真”的传统绝不可同日而语，“真”并不落实到自我，具有泛“真”的色彩;“欲求”，无论是“满足”还是“阻抑”，则明显地具有张扬自我的倾向。对于“真景物”，也不能全从“纯粹直观”中找根据。所谓“真景物”，并非现实中的景物，而是词语逗兴出的景物，即“语语都在目前”，这与钟嵘的“直寻”､王夫之的“现量”可谓一脉相承，这也可以从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庄子•田子方》)那里找到渊源。庄子开启的这种要求直现现象真实的审美感知方式，叶维廉亦用“以物观物”加以阐发:“物既客亦主，我既主亦客。彼此能自由换位，主客(意识与世界)互相交参､补衬､映照，同时出现，物我相应，物物相应，贯彻万象。”[19]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原是要证明叔本华的“直观”[20]，但他在《人间词话》中述“无我之境”时的“以物观物”则可与叶维廉的阐发相互照应。
另外，《人间词话》五十四则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之，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1]此时对进化论的态度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的欢欣相比不能不显出犹豫了。“染指遂多”所对应的是诗体初成时的那种无拘束的自然状态，差近于严羽所谓“第一义”。王国维并没有明确提到复古，但从《人间词话》呈现出的审美意识来看，说王国维具有一种复古的审美思维当不为过。
“复古”到王国维这里已与前述三位大不相同。章､梁､刘之于文学复古，因进化论及政治事功的影响，都有刻意隐藏的痕迹，而王国维却不为外在事功拘囿，故也无须掩饰对“古”的态度。正因其“坦荡”，所以能有效地借助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古”进行新的理解。可以说，王国维完成了一种转变，即由对历史循环论的服膺，转为对“古”的研究式的审视，改变了“古”的传袭方式。自是以后，复古的美学理想便转入“史”的领域，较多地受到理性的照顾，这又要拜进化论所赐了。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癤同壮(1976-)，山东微山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① 刘绍瑾:《中国复古诗学文学退化史观的美学审视》，《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②③④⑥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张品兴､沈鹏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72､884､3978页。
⑤ 《小说丛话》，见《新小说》第7号，1903年7月15日。
⑦ 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⑧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见《学术文化随笔(章太炎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原刊《民报》第6号)
⑨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姜义华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原刊《民报》第8号)
⑩[12]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2，89-90页。(《文学论略》分载于1906年《国粹学报》第9､10､11号，编入《国故论衡》时为《文学总略》，有大幅删减)
[11]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 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14][16][21]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363､364页。
[15][18]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转引自该书第104页。
[17]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9]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106-107页。
[]20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