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批判与重构
作者：陈富志
究其原因，按照刘庆邦写作的本意是：“我写这部小说比较多的是从人性价值判断的，而不是从道德价值判断的。道德判断多是一些社会层面的判断，我更愿意从生命价值角度来判断他，来写出这个人立体的人性、复杂的人性或者丰富的人性。”而人性诸因素在每个人身上潜伏的危机大体相同，无非是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有着不同方向的显露罢了。如果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宋长玉的小宇宙中，基本的出路就那么几条：要么像孔令安那样疯掉，要么像孟东辉那样挣扎，要么像杨师傅那样无力，要么像宋长玉那样拼命爬窜。更主要的是，宋长玉灵魂的扭曲与人格的蜕变在社会暴虐的背景之下，有着可怕的合理性。权力的滥用、农村生存的艰难、城市对农村的拒纳与歧视等等社会因素都成为宋长玉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因素。因而，从人性的本身来讲，他的变化是可以理解与同情的。正如刘庆邦所言：“他以后的行为，我觉得带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我是抱着理解、宽容，甚至很悲悯的看法的。” “允许他进行很多生活的尝试”，“对他的愤怒是尊重的，甚至对他最后的悲剧还是怀有很大同情的”。作者对主人公的温情批判，对社会暴虐的严厉批判，互相映衬，对比鲜明，形成小说文本双重批判特色，旨在警示大众对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大量“民工潮”的出现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应有个清醒的认识。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上亿农民工辛勤奋斗了，但是他们很多人的命运却是悲剧，宋长玉只是他们当中的代表罢了。作者认为宋长玉“以后的命运会非常的凄惨。谁让他变成这样的，是环境让他变成这样的，他可以通过奋斗拥有金钱，短暂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改变不了大的环境”。至此，作者的批判指向与忧虑不言自明。
作者在进行双重批判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解决问题的途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重构理想社会现实时是那么的艰难与困惑。作者设置了城市中唯一代表无歧视的人物杨师傅，这是作者心中最理想的能够善待农村人、帮助农村人、具有宽容与热心的城市人。但是，寓寄着作者满腔情感、具有美好人性的杨师傅，作为善的化身，却最终生活毫无着落，无以养家糊口，甚至还不如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轮换工，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如此的一个人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肩负起作者重构城市与乡村之和谐关系的使命的。至此，刘庆邦终结了重构城市与乡村之和谐关系的梦幻。而对于权力问题的解决，作者表现得毫无办法。文本中的当权者无一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作者对理想现实社会的重构宣布破灭。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心中的焦虑与无奈。
作者认为，“人生总是在一个困境当中，作家有责任认识这个困境，反映这个困境。”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讲，对人生困境的充分展现与尖锐矛盾的揭露，是作品艺术价值的核心。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揭露矛盾和展现困境，更在于如何把人生困境和矛盾的来龙去脉充分展现出来，展现越细腻，作品的艺术成就就越大，内涵就越丰富。因而，对于作家来讲，没有责任去回答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他们的责任就在于揭露矛盾并引起大众关注。至于重新建构、解决问题、寻找出路，不是作家的职责。即使鲁迅也没有为新时代指明方向，只是提出问题，引起疗救者的警示罢了。在揭露矛盾与困境的同时，作家只要试图重构并为之努力，就已经很有探索意义了。鲁迅在《药》中给夏瑜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寓寄着作者的希望；阎连科《丁庄梦》中女娲造人神话原型的借用，可以让读者于窒息的阅读中感到一丝亮光。如果说，阎连科《丁庄梦》中对理想现实的重构是建立在神话原型的基础上，足见阎连科对现实的批判与焦虑的话，那么，刘庆邦于《红煤》中表达出来的就是对现实的无望的重构和重构的幻灭。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现实不只是忧虑问题，而是内心的焦灼。这恰恰显示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刘庆邦说，“我写卑鄙是希望人的心灵变得崇高一些”，“写作的最终目的是劝善和改良人心”。由此可见，作家提出重构理想社会现实问题是其心中一大渴望。
综上所述，《红煤》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讲述一个复仇故事，更在于作品提出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具有牢固根基的社会暴虐何时得以终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农民生存困境问题如何解决?理想中的社会现实该如何重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富志，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 .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版.
[2] 刘庆邦.红煤[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刘庆邦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实录，http：∥book.sina.com.cn2006年3月1日16：34.
[4] http∥book.QQ.com.2006.2.28.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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