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批判与重构
作者：陈富志
摘 要：《红煤》不是单纯讲述一个农村青年不择手段向上攀爬复仇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借这个故事，来传达出作者对社会暴虐的理性批判，警示人们深刻认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涌现的“民工潮”及存在的问题。同时，作者进行着理想社会现实的重构。
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在二〇〇五年推出《卧底》《看秋》等一系列非常有影响的短篇之后，二〇〇六年又推出一部长篇力作《红煤》。这部作品，笔者认为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农村青年不择手段向上攀爬复仇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借这个故事，来表达作者对社会暴虐的批判和对理想的重构。
小说中主人公宋长玉出生于贫穷的农村，在一国家煤矿做农民轮换工。农民轮换工“五年之后转为国家正式矿工”的希望虽然极其渺茫，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宋长玉来讲却是从农村跳入城市的仅有的一根稻草。为此，宋长玉加倍努力工作。同时，急功近利的他想走“终南捷径”，试图靠裙带关系提前或保证自己达到目的。他巧用心计和矿长的女儿唐丽华谈恋爱，实借爱情之名义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可惜被矿长唐洪涛识破，利用矿长绝对的权力将其从煤矿开除。宋长玉被逐后，落难到红煤厂村。但他并不甘心，因为摆脱困境与贫穷，是宋长玉心中最大的梦想。他又以爱情为幌子，借曾与国家矿矿长的女儿谈恋爱作为抬高自己身价的资本，轻而易举地使红煤厂村支书的女儿、心性淳朴厚道的明金凤自投怀抱，而这一切都在宋长玉的计划之中。靠着裙带关系，宋长玉在红煤厂村兴起旅游业，继而以廉价的价格承包红煤厂村的小煤窑，短时间内就发了家。有了经济资本之后，他复仇的种子随着金钱滚滚而来日益膨胀，继而人性之恶充分爆发出来。他疯狂报复当初开除他的矿长唐洪涛，置之于死地方肯罢休；报复当初在父亲高压下离开他的唐丽华；报复老家的村支书宋海林；直至因他的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导致十几名矿工死亡才逃之夭夭。
文本中，作者不只是简单塑造一个工于心计、不择手段进行疯狂攀爬、复仇的人物，关键是通过对人物性格发展变化脉络的详述，揭示出导致人物灵魂扭曲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运用约翰·密尔的社会暴虐理论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到，在宋长玉生活的时代话语背景之下，其蜕变过程有着极其合理的逻辑性。
社会暴虐是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提出的。他认为：“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刘庆邦在作品中对社会暴虐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暴虐，二是歧视暴虐。
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代表人民的意志，赋予一小部分人来行使社会所颁的诏令。但是当权力为一己之私所用时，或利用权力做“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具体来讲就是权力暴虐。权力暴虐是宋长玉心中永远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暴虐“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奴役到灵魂本身”，使他对权力暴虐充满畏惧与恐慌。他的父亲懦弱无能，母亲终年受到村支书老婆的欺负与辱骂，使他从小在灵魂深处乃至骨子里就蒙上了对权力畏惧的阴影，进而形成深入骨髓的自卑。甚至当他已经是腰缠万贯、拥有“逾千万资产”的大老板时，在权力面前，依旧先天“缺钙”。当宋长玉发家后，才觉得“现在有资格与书记和乡长对话”了。可见宋长玉在潜意识中还是承认权力是他灵魂中永远无法超越的屏障。只有借助经济基础做后盾，他才有胆量和当权者对话；并且凭借经济基础，宋长玉轻而易举地对精神上压迫了他全家几十年的村支书宋海林实施报复。老家的当权者——乡党委书记国书记滥用职权，替他拿掉了宋海林的“乌纱帽”，出了这口恶气。在这里，作者对宋长玉复仇的批判是温情的，而对实施权力暴虐的国书记、贾乡长的批判则是严厉的和尖锐的。甚至让宋长玉于醉酒之中对他们充满鄙视，“越看他们越像拍马屁，宋长玉几乎笑出声了”。国书记甚至讨好地把嘴凑到宋长玉耳边说，“你说收拾谁咱就收拾谁”。于是，不是党员的宋长玉的堂弟宋世才居然当上了村支书，其中原因当然是宋长玉的“钱”在发挥威力。当权者卖官，有钱者买官，这并非是在“执行社会颁布的正确的诏令”，作者的批判不言而喻。而在宋长玉心中，压迫他们全家几十年的神圣权力，在酒席上三言两语之间就转换了主人，这对宋长玉来讲又如梦幻一般的不可捉摸，作者的反讽又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可以说，宋长玉凭借自己的经济资本，在反权力暴虐的同时，又间接实施着权力暴虐。
如果说宋长玉年少时对权力暴虐的恐惧是从村支书宋海林开始萌芽的话，那么自己被唐洪涛利用绝对权力，彻底摧毁了他成为城市人的渴望，则对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后来他一切的复仇行动从表层上看是对个人的报复，从更深层次上看却是对权力暴虐的猛烈报复，唐洪涛、宋海林等只不过是权力的符号罢了。宋长玉与唐洪涛的首次较量惨遭失败后，使他彻底认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继而由对权力暴虐的恐惧变为敬畏、仰慕、追求。只有一步步地追逐权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自由的呼吸。明白了其中原因，宋长玉努力奋斗，在岳父权力的保护下先当矿长，后贿赂县煤管局局长，为省煤管局官员出嫖资，和当权者打成一片，最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一种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政治权力。
如果说宋长玉在权力暴虐的压迫下不断抗争，在小有成就后迷失自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悲剧人物的话，作品中另外一个人物孔令安更是值得同情的权力暴虐之下的悲剧性人物。因权力的暗箱操作，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孔令安，变得疯疯癫癫、精神失常，而他追逐的不过是矿上的小小团委书记而已。矿工杨师傅认为“孔令安那么一个好好的孩子，生生让矿上给毁了”，而实则是权力暴虐毁了他的一生。孔令安作为宋长玉的陪衬，使作者对权力暴虐的批判显得更加分明和刺眼。权力暴虐不仅把农村人压抑得灵魂扭曲，城市人照样如此，进而使权力暴虐之下人物悲剧更具有普遍性。
文本中，无论是假公济私的矿长唐洪涛，还是借权压人的村支书宋海林；无论是钱权交易的乡党委国书记、贾乡长，还是貌似公允的村支书明有福；无论是腐败的县煤管局局长王利民，还是省煤管局监察处处长……无一不是在扭曲地“执行社会赋予他们的应当正确执行的诏令”，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奴役到灵魂本身”的社会暴虐。在如此的话语背景下，一个原本“人之初、性本善”、渴望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生存困窘的淳朴乡下人，灵魂的一步步扭曲在所难免。刘庆邦在后记中说：“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作者在挖掘主人公灵魂深处性格演变的过程，挖掘越深刻，对于导致灵魂扭曲的原因批判得越严厉。
宋长玉在对权力暴虐抗争的同时，顶着城市对农村的歧视暴虐，艰难地向着城市迈进。“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进城与反进城的历史。”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农民轮换工孟东辉“干满了一个五年，又干满了一个五年，到底没能转正”，最终不得不回老家去。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再次说明城市对农村的拒纳是多么无情。城市对农村的歧视暴虐，毫不犹豫地剥夺了农民心中对城市的向往与渴望。
在如此对立的二元世界之中，对渴望进入城市的宋长玉来讲，势必要撞得头破血流并付出惨痛的代价。小说开头部分，作者不吝笔墨，对宋长玉洗澡过程用六千余字来描述，将宋长玉潜在的自卑心理与成为城市人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宋长玉最终凭着坚毅的努力和不择手段，“变”成了乡下人仰慕的“城市人”：在城市买了房子，娶了有“权”的村支书的女儿，占有了矿长的女儿唐丽华的肉体，而且还征服了省城记者商小亮。甚至在床上和唐丽华做爱时，宋长玉脑海里还是这样的念头：“他代表的是农村人，农村人把城里人征服了，他的胜利代表着农村人的胜利。”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长玉的胜利不只是个体的胜利，是突破城市坚固防线的农村的胜利。在做爱的过程中，宋长玉脑子里思考的却是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严肃问题，可见，宋长玉所代表的“农民工”所受的城市歧视是那样的深入骨髓、刻骨铭心、耿耿于怀，以至于他认为这是他最“解恨的一天，这一天终天到来了”。这对于我们理解宋长玉灵魂扭曲、变态心理就有了更明确的依据。宋长玉对社会暴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完成了他对权力暴虐和歧视暴虐的复仇。但是，宋长玉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道德沦丧、彻底坠落、灵魂扭曲。更可悲的是，他对自己的堕落浑然不知，在外面嫖完妓女还要虚伪地和老婆温存一番，对女儿、妻子毫无愧疚可言。良心在社会暴虐之下，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在如此的话语环境之下，宋长玉想“直”也不可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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