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文化身份与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创作
作者：金 琼
其三，维多利亚女王有感于王室行为不检和生活奢靡，认为社会时代风尚的扭转有赖于中上阶层人士的努力，上行下效。故而，提倡勤劳、节俭、自强、善良等良好的道德风尚。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也激励女作家塑造具有个人奋斗精神、追求幸福生活的主人公形象。简·爱、谢利(夏洛蒂《谢利》中女主人公)、艾格尼斯·格雷(安妮《艾格尼斯·格雷》中女主人公)、西尔维亚(盖斯凯尔夫人《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中女主人公)、多萝西娅(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中女主人公)、麦琪(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女主人公)等一大批女性主人公便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寻求自身人格独立、爱情婚姻自主的道路。当然，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又是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在倡导积极进取和健康向上的生活观念的同时，也漠视诸多陋习和陈规的存在，如尊卑等级观念、歧视女性的思想意识等等。许多有知识文化的人包括女性自身，也屈服于这种陈旧的思想观念。“女作家萨拉·爱丽丝在其《致英国母亲们的信笺》里，教导女子要满足于依附男子的地位，做贤妻良母，理家生子。”表现在作品中，女性主人公对自由、平等、独立的追求又是不彻底的，往往在追求、奋斗的姿态后隐藏着难以摆脱的困惑与迷惘。简爱的叛逆与回归、多萝西娅的依附意识、西尔维亚的人格缺陷都昭示了这一追求充满艰辛。
从内部因素来考查，英国女性小说家从事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原因是她们发现创作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是劝勉世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展现自己才华的一种途径。在文学作品中，她们可以尽情地将心中的郁闷、苦楚、心酸发泄出来，将自身对人生世事的观察与体悟叙述出来，将睿智、理性、诗情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言为心声，用笔将女性自我的声音传达出来，从而让世人以惊异的目光发现了世界的另一半的灵魂深处的诉求和希冀。因此，夏洛蒂满含激情地宣泄：“我爱我恨我痛苦”，艾米莉以疾风暴雨式的非凡爱情颠覆维多利亚时代温情脉脉的传统爱情观念，奥斯丁以其惯常的冷静睿智超然地俯瞰芸芸众生，安妮则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心态渴望作品能够给世人以教诲。
首先，从创作心理学角度来说，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中产阶级妇女退出了实质性的生产过程和家务劳作，生活固然舒适优雅，却成为丈夫的经济附庸。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之一、终身未婚的莉迪亚·贝克尔尖锐指出：“贵族妇女或工厂女工是独立的人——个体，中产阶级妇女则什么也不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女性角色被限定在“领域分离”的怪圈里：在想象中，女性高高在上，是殷勤礼遇的对象，是“家里的天使”；在实际生活中，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丧失其主体性。夏洛蒂就曾将自己的诗作寄给她所景仰的桂冠诗人骚塞，请他提出意见。骚塞不客气地说道：“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写诗的天赋。”女性的天职就是编织饰物、做布丁、管教孩子，换言之，做“家里的天使”。盖斯凯尔夫人就曾在家务与创作的冲突中勉力维持着二者的平衡。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影响下，必然对女性的屈从地位深怀不满，玛丽的《女权辩护》与密尔先生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对女性的警醒作用是振聋发聩的。贵族妇女南丁格尔就毅然冲出家庭的羁绊，从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低贱的护士职业，并以其在克里米亚的辉煌的救护经历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大量妇女的效法，扩大了妇女的就业范围。正是女性经济上、精神上依附屈从的地位，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不公导致女性作家对社会制度、道德规范、宗教法律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
其次，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考查，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作家写作的最为根本的主旨就是揭示女性在争取平等权利和弘扬自我意识漫漫征程中的不懈努力。换言之，随着中下层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独当一面，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的逐渐增强，她们对于平等、人格、尊严及个人价值的深刻感悟就成为文学女性表达的中心主题。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有大量自力更生的妇女存在。这是因为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许多男性移民海外，英国内陆的男女比例失调。妇女比男性多出五十万人，还有许多男性不结婚，故而其时有百分之三十的未婚女性，还有百分之十的寡妇。这些女性如果没有遗产，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作，这也就不难理解英国的女工(包括女仆)队伍的庞大了。中产阶级下层的妇女必须自食其力。出身穷牧师家庭的勃朗特三姐妹就必须靠自己的艰辛劳动获得生存下去的经济来源。正是牧师家庭的文化教育、外出谋生的坎坷经历、荒原环境的阴郁氛围、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彩最终导致一家三姐妹同时走向文坛，以文才震惊英伦三岛。从创作动力学的角度来考查，这是一种“宣泄”，集聚的情感需要有其突破口；这也是“补偿”，人生的诸多不如意和幻灭都在虚构的文本中浪漫化、理想化、现实化。文学成为时代女性的心灵展示的舞台，成为女性解放自身的自由场地。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中期，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的作品，如《简·爱》、《呼啸山庄》、《维莱特》、《艾格尼斯·格雷》、《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露丝》、《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作品中，都展现了女性求生存与发展中的艰辛，在家庭、社会中历经磨难与不幸，在期待、焦虑、失望、痛苦、等待或抗争中逐渐认识自我、塑造自我、确立自我。
其三，从关注女性情感的需要、精神生活层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进行反叛与颠覆 。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与风尚的提倡促使道德风尚的形成与提高，女性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社会意识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仍然纵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在整个文化体制中，女性角色的边缘化和女性情感的被忽视，导致了女性的病态与疯狂。十九世纪中后期，女性厌食症、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非常流行。
一七三三年，医生乔治·切尼在其《英国病》中说“疯狂是英国感伤、野心和知识的副产品。他号召读者应为他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阴郁、疑病症和坏脾气而自豪，因为这些神经质的苦恼是进步和文化优越的标志”。即便此观点成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九世纪心理学的普遍观点是女性的疯狂是与其“性”与“女性本质”相联系的，因而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没有必然联系。女作家笔下的诸多扭曲变相的人物的出现，可以说是对文明礼仪与禁忌的一种反叛与逃离。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笔下的一些男女主人公，带有浓厚的哥特小说人物的色彩，《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利夫，性格复杂多面，呈现出诡异多变、捉摸不定的特质。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则展现了女作家关注人性的深度与力度。特别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由于淫荡和疯狂而被囚禁于与世隔绝的阁楼之上。她无法言说自己的痛苦与希冀，只能听凭罗切斯特对她的单方面的缺席审判。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从这一形象及文本中找到了女性被压抑和束缚的形象诠释。疯女人也因而成了简反抗与受惩的隐喻的化身。其实，女性的疯狂的原因从来不是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的观点：两性智力方面的天然差异造成了女性在智力竞争和发展中的阻碍与抑制，以致疯狂。在这样的观点的遮蔽下，中产阶级妇女要求更高的教育、就业和政治权利的呼声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的原因，正如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伍尔夫和普拉斯的小说所揭示的：“缺乏有意义的工作、生活的无目的、没有希望和孤独处境，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她们的抑郁和挫伤。她们无所事事地耗费着无望的生命，往往以顽固的疾病或真正的疯狂结束其生命。”女性作家的深度挖掘与展示，将女性内心隐秘的欲望、冲突和斗争以隐喻的方式呈示出来，揭示了女性疯狂的深层文化心理成因。其实，二战的现实也充分地证明了男人也患歇斯底里症——“弹震症”，又叫“战争综合症”，极度的抑郁、焦虑与挫败感造成了疯狂，与女性的因为压抑而疯狂如出一辙，所谓的智力上、生理上的男性优越论便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