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文化身份与十九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创作
作者：金 琼
摘 要：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以其庞大的创作队伍、卓越的创作实绩在英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独领风骚，涌现出了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实力强劲、风格独特的小说家。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从英国女性小说家所处的文化地位和自身身份出发，揭示其创作的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创作缘由。
正如罗钢、刘向愚先生在《文化研究读本》的《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中所说：“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与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对女性文学与文化的关注，展示女性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心路历程，挖掘女性文化群体的内心隐秘的欲望、冲突与呐喊，捍卫女人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确是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女性先知先觉者所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理想的文化定义”、“文献式文化定义”以及“文化的社会定义”。本文按照文化的“社会”定义，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其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本文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所指的“身份”即“叙述者的社会身份和模拟权威”，通俗地讲就是“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观照十九世纪英国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她们的经济与阶级地位大多处于中产阶级。仔细考查中产阶级女性在十九世纪的整个社会体制中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主要的精神生活内容，无疑会发现大量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多方面的原因。
陆伟芳教授在其《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指出：“什么是中产阶级?至今也没有统一、公认的说法，有人把十八世纪的中层人士称为老中等阶层，包括牧师、学校校长、商人，而把十九世纪日益增多的专业人员称为新中等阶层；也有人把雇佣女仆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志；或认为一百五十英镑以上的年收入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还有人认为生活方式(专职太太、仆人和郊区住宅)才是区别中产阶级的重要尺度；更有人把中产阶级说成是位于上层土地贵族与下层农业与手工业劳动者之间的中间群体。”恩格斯则简明扼要地指出中产阶级就是与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无论如何，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是不争的事实。正是一七六〇至一八四〇年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双重变化，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阅读与写作，是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繁荣的坚实的阶级与文化基础。
历数英国十九世纪知名女作家(大多数是小说家)，她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且家庭环境与社会交往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良好氛围与条件。玛丽亚·艾奇沃思，父亲是一个庄园主，在艾奇沃思镇有“模范地主”之称，对家庭生活与儿童教育有研究；苏珊·费里尔，父亲是官员，和当时的文豪司哥特过从甚密；玛丽·雪莱，著名政论家、小说家之女，贵族出身的诗人雪莱之妻；卡萝琳·诺顿，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著名的剧作家和政论家理查德·谢里顿，父母亲也都极具文才；弗朗西丝·特罗洛普的丈夫是商人，投资失败后，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自己写书赚取稿费维持；玛丽·布莱登和萝达·布劳顿出身于律师家庭；伊丽莎·林顿出身于小康的牧师家庭；夏洛蒂·扬出身于乡绅人家；安妮·萨克雷，小说家萨克雷之长女；亨利·伍德夫人，富裕商人家庭；汉弗莱·沃德夫人，原名玛丽·阿诺德，出身名门，曾进入牛津大学深造；玛丽·柯勒律治，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侄孙女……而十九世纪最出名的几位小说家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均是出自牧师家庭，乔治·艾略特的父亲也是一位农庄主管，爱略特从小受到较好教育。也就是说，这些在十九世纪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基本来自中产阶级，即便是生活艰辛的勃朗特三姐妹，也是出身贫寒的牧师家庭，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爱好文学，写过诗歌和小说。几个子女从小就进行了文学练笔和演剧活动，夏洛蒂十三岁时，就与其妹艾米莉、安妮和弟弟勃兰威尔写出了大量的习作，仅夏洛蒂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所写作品的书目就包括“二十二卷小书的日期、标题和目录……这份书目，单从容量来看，大得惊人……有的书包含有两万个单词”。
仔细研究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文化身份与她们创作之间的关系，强调妇女生活中家庭、工作、公民身份等方面的多重意义，无疑会对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从外部因素来考查，其一，中产阶级女子经济地位的相对稳定和拥有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为她们从事阅读与创作奠定了基础。大量的事实说明，中产阶级的文化身份，其经济条件的改观、家庭角色身份的矛盾性；政治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社会生活与交往范围的扩大等等，均为女性从事创作提供了条件。
从经济地位来说，上层女子经济上享有财产权、继承权和立遗嘱权；而中层女子也衣食无忧、从繁重的家务及劳动中解脱出来，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与男性世界相比，学习更适合女性世界的首要原因，是她们手里有着更充裕的时间，她们过着一种更需要久坐的生活。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尤其热衷于写信，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来说，常常形同路人。”“下等与中等阶级的妇女几乎没有可能参加她们的男人的活动，无论是商业方面的，还是娱乐方面的。对她们来说，参与政治、商业活动或她们的财产管理都是偶尔为之，主要的男性业余活动，诸如狩猎、宴饮等，也都把她们排斥在外。因此，女人就有了充分的闲暇时间，这些闲暇通常都被博览群书占用了。”由上述引述可以看出，中下层女子都被排斥在社会的商业、娱乐、财务管理等生活之外，只好将精力投入到“博览群书”之中寻求精神的满足与慰藉。毋庸置疑，大多数女性阅读的初始目的不过是闲来无事的消遣，故而通俗小说、哥特小说、侦探故事才会大行其道。
从政治地位来说，西欧国家尽管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便张扬人性，寻求个性解放，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追寻当作整个运动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但似乎占人类一半的女性的权利与平等并不在其考虑之列。法国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开始了妇女权利的斗争，孔多塞侯爵于一七八七年撰文论及妇女参政问题，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艰辛历程，戴高乐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后妇女才真正享有选举权；在英国，一八六六年开始争取选举权，直到一九一八年部分妇女才获得选举权。玛丽·沃思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就是“宣扬妇女的政治与公民权”， 密尔先生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是有感于在政府、议会等主要的政治场合女性总是缺席，也无法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的事实，提出了妇女的参政议政权、工作权、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等问题。女作家卡萝琳就曾致信女王，悲愤地谈及妇女一旦结婚就成为法律上“不存在的人”，没有财产权、监护权和任何自我保护的权利，没有独立的人格。奥斯丁的中产阶级的乡村淑女们就因为没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使自己的人格独立大打折扣，将苦心经营门当户对的婚姻当作未来生活的保障。
从文化教育层面来说，十九世纪上半叶，争取女子教育权的运动也在逐步形成声势。上层贵族家庭及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子由于家境的优越，大多数受过良好或一定的教育，知书识礼，具有相对而言较为健全的个性及人格。如前所述，在英国，牧师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一般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勃朗特的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奥斯丁的父亲是位主管牧师，毕业于牛津大学。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帕特里克先生(勃朗特姐妹的父亲)自己还写过诗歌和小说。盖斯凯尔夫人出生在契尔西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牧师家庭，其丈夫“不仅是一个热心传教的牧师，而且是个很有造诣的文学爱好者” (转引自拙作《十九世纪女作家笔下的牧师形象塑造及其文化蕴涵》)。此外，很多女小说家具有家学渊源，或是名门之后，或与文坛名流交往，或干脆就是名作家的亲属后代。生活与学习范围的扩大，促使妇女走出了狭隘的家庭小天地，进而谋求自身的独立地位。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断定，出身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女子，的确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这就为她们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